农民的第一次折腾[z]

中国今天农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日子都要过得好多了，已是有口皆碑。但是今天谈到“三农”问题，还是重中之重，为什么？会议如山、文章如雪、见解如云，反思历史也止于人民公社。还没有寻到源头。
笔者且从真实源头谈起。中国农民共经过三次折腾，第一次折腾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合作化开始。也就是农业集体化开始，那才是乌托邦“实验”的代价源头。第二次源头才从人民公社化始，即奴役化。第三个源头即当今摆脱所有制之争,把土地回归农民。农民说，土地可以流转并非根本之策。笔者现在从第一次源头说起，因为人民公社，已经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了，找不出农业真实的源头。笔者以一个地区的农业集体化为视角：

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言
　　1952年土地改革后，毛泽东为了保证工业化资金来源，又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又堵住贫富两极分化的新资本主义再产生的一箭三雕的目的，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是不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便急于对农业、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另是一番境像。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互助组：(农业生产互助组简称)
　　乡村“互助组”。它是我国农耕社会的农民在家族结构下为了生存、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而自发产生的。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济困扶危的优良品德。如乡村村民间的农忙换工、婚丧喜庆，需要人手帮忙，兄弟叔侄、亲戚朋友都来了，只吃钣，不拿钱的互助义务行为，在小农经济思想、生产力低下水平时代，这种松散的临时互助组有它的实用价值。
　　 1951年底，土改试点刚结束，在发展临时互助组同时，即于回龙乡开始组建常年互助组，以平等互利、等价交换原则，或以工换工，或以工资支付劳力。1952年土改结束后继续到1954年5月政府档案里说全县临时互助组已发展到73,831户。（实际不需要发展不发展，需要时就有了，不需要时就没了，只是个口头协议而已。）但常年互助组只是3,711户。1955年加快转为初级社或高级社，互助组实际存在时间不长。
　　
　　初级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
　　 1953年3月，湖南常宁县唐礼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于大立乡，入社农户12户，51人，86亩水田。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原则：土地、耕牛、农具，全部折价入社作股，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按劳取酬、按股分红，相当于股份制企业吧。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给予照顾。
　　这本来算是理想社会的超前设计，但是“真理只要再多上前半步便成谬误”还是一条很实用的哲学。对文化传统、文化素质、科学技术、农业机械、营运资金都很落后的乡村、农业、农民，要求他们马上来办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形式，自然不论思想、管理、技术上都跟不上来。连办点上的常年互助组都还未见成果，就急于向高级社形式发展，农民思想弯子还未转过来，又急于快马加鞭，小社并大社，低级转高级。特别是中农和上中农，他们的生产条件较为优越，如土地较多较好，耕牛农具设备较全、资本也较宽裕，生产经验也较熟练，特别是他们的土地都是亲自或者祖辈们的汗水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是他们的命根子，也是他们祖祖辈辈追求的温饱生活目标。一旦交公，虽然说得好听，但他们祖祖辈辈从来没见过，有怀疑、不相信、甚至有抵触，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轻率地一呼即应，倒显得非常奇怪了。
　　不料当时领导者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反认为你们不听话，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就要挨整。
　　 唐礼开初级社，1953年3月才建起来，到年底就升级高级社，由一个才12户的尚未站住阵脚，就剧增到196户，800多人，经营上千亩的土地。下设四个分社，真够“气魄”。
　　以一个文盲农民，一下子就要他掌管几百上千的人，成百上千亩以上的耕地的企业，而又是生产、生活统一管理。产生成本高、工效低、管理混乱都是情理中事。
　　又由于强调阶级路线，几乎所有社长都是贫农。贫农又乏耕作技能，更无当家经验；中农又不服气，我的田地交你管，我放心吗?互相还没合手，社合心未合，同床异梦，从哪里去有心增产?
　　上下都吹合作社优势，能增产，其实国家政策、肥料、资金、技术等各项优惠，干部力量等支援，都往合作社倾斜，即使搞了几个，也是小花盆里栽大树，仅供观赏。但是合作社的规模一直在闪电式变化，农民自己入股的账都还没有弄清，积极性从何而来?干部不报增产，都怕挨批判，谁敢说减产。可惜这个一般的心理学常识，却被许多人忽视了！
　　
　　 高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
　　 互助组、初级社还未得到一夕安定，上面就来批判搞慢了。互助组、初级社连续跳跃升级，到1955年12月，全县已经办成55个高级社。它由205个初级社和266个互助组，外加一些单干户凑成，实际不过是一哄二诱三压而成。
　　 高级社组织原则：田、土、山林，随人无偿入社；林木、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社，分年偿还，（到后来也就是一句话了。南市村有个寡妇李兰秀，带了三个小孩，借钱买了头小母猪，刚生一窝小猪，就拉进高级社，年底不还，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取消土地报酬；由社统一经营，盈利按劳分配，粮食还是人、劳按比例分配，大锅饭就从这时吃起，真正做到“均贫富”、“共产化”了。这实际上剥夺了所有农民的一切所有权。
　　管理办法：合作社已成管理机构，作业组才是下设的经营单位，社、组建立承包合同：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合作社完成征粮、统购、税金、留下种籽、饲料、公积金、公益金，才来分配给社员。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分配粮食部分，又按基本口粮加劳动工分来分：采四、六或倒四、六分法，即人口基本口粮占四成或六成，劳动所得部分占六成或四成。
　　这样一来，人多劳少者，要进的粮食多，但拿不回口粮，因为你人多劳少，自然工分少，也就收入不足以交付口粮钱。劳多人少户，虽然可进一点钱，但粮食离够吃相差甚远，粮食已经统购统销，买也买不到，要进粮户拿不出钱，合作社你往那里付钱？而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者，还不能不管，便采用“五包”办法（即包吃、包住、包穿、包烧、包葬）。
　　 以如此肩挑牛拉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要求一下子办这么多好事，“我下力，你白吃！”哪来这么高的道德水平？果真如此，太平天国就不会才打到南京就互相残杀了，真有缘木求鱼之妄。劳苦一年，分不了几个，谁干？于是矛盾尖锐了。
　　 1955年，由于毛泽东批判了中央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速度上还是“小脚女人”，越慢越挨打，越快越得表扬，干部的荣辱兴衰甚至安全都在于你能赶上形势与否，即使你不想当官，谁敢冒这个风险呢？于是上下追求高速度，不管问题堆成山。全县到1956年10月，就建成高级合作社795个，消灭了初级社。入社农户108，591户，全县当时409，670人，占总人口的96.7％，社平120余户，最大的社到488户，两千多人口，这就“胜利”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一哄而起，多数人感到入社吃亏，赶入社前毁林、卖牛、杀牲畜，生产力尚未发展，生产就先挨当头一棒。刚建成就有人要求退社了。
　　 1958年初，正当已扩大的社还管不了的时候，反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全县又把795个风雨中的高级社兼并成312个大社，又扩大了一倍多，成了每社千余人、千多亩的特大规模，无异雪上加霜。
　　

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1953年起余粮统购，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富裕中农对激进地把田地收归公有的合作化，任何人思想都转不过弯来，加以土地改革一年后，就搞粮食统购，而且把口粮有统过头的，不仅中农有意见，贫农也产生意见了。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劳动得来好不容易，谷子尽扫了出去，心里不安。认为多劳不能多得，虽然分了土地，还不如租他人的土地，懒人反而有福；对某些干部工作作风恶劣，也产生意见。
　　1957年春夏之间，城市才“反右”的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对广大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反动派（简称反资），于8月4日训练7000余人骨干，同一支17000余人的宣传队伍，开赴农村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引诱群众提出137万多条意见。鸣放出来了，便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立即组织反击。共批判斗争1,732人，批判后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杀20人。来了个血溅斗笠。
　　其实，这些中农都是农村最好的生产力，也是那些贫农向往奋斗的目标，他们再怕做地主富农，但确实想成为一个温饱型的中农，现在看到没有剥削，只是通过勤劳而得温饱的中农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不能不寒心，对将来前途感到迷茫。而另外一批懒惰的人，则看风使舵、吃漂、争抢运动积极分子。一种中华传统的勤劳美德在这里大大贬值了。可是这种农村“反资”，竟然在许多历史里找不到了。
　　农民并不止此，多次自发包产到户，以示反抗，但每次都被压了下去。明斗不过，就来暗的，于是消极怠工，“出门一窝蜂，收工打冲锋。除草赶鸭阵，晒谷鸡成群。”
　　农民几乎老在田间地头追星星、赶月亮、熬酷暑、战严寒，每个劳动日一般三四角钱，还有仅八分钱者，一年口粮只是原粮400市斤左右，到头来难得填饱肚子，添件新衣裳。妇女解放了，提倡与男人同工同酬，实际男吃10分，女吃8分。过去女主内，男主外。现在妇女都同男人下地，家内的事一点没减少，外面的事却加了一份。所谓妇女解放实际是等于一人做了两人事。劳动加重一倍，可生活反而加苦多了。
　　 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不久，所谓“保留富农经济”，接着富农变成了“四类分子”中的老二。所谓“团结中农”，不一年，接着中农成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被斗争对象，不少人还被斗得死去活来，中农成了变数，变化成“四类分子“中的老三，而且已经“余粮”交了国，田地入了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且地、富子女可以“接班”，农民可能升级，有个中农一家劳力足，养了五头猪，就划成了新富农。原有地、富分子，说是五年可以改变成份，也成了钓饵。因此旧剥削阶级永远存在，新剥削阶级不断产出，于是阶级斗争也永远了无终日。贫下中农的自留地里也抓出了资本主义。只有大家守着这个“穷”字，大门口永远挂着“现有贫农”牌子，才能光大明楣似的。情况还未止此，1958年转进人民公社后，大跃进等农村一系列运动，农人一生做了几辈子的事，而享受更吃够了几代人的苦头。合作化的农民从失去劳动、土地、自由，土地改革，对农民算是也来一次。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人民公社下回分解。那已是农民第二次的折腾了。
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中国社会在宣传里被宣布为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建立起来的是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对社会的全面垄断的制度，实际上却是由民主主义社会倒退为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社会。贯穿于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期的，是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既是题内应有之义，也成了中国六十年社会应有的主题。
http://www.morbell.com/forum/viewthread.php?tid=347261&extra=page%3D1 萧一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