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开发西部先驱安汉

大地赤子
-----记开发西部先驱安汉 作者：王蓬 http://www.xiaoquwang.com/space-171589-do-blog-id-239583.html
立志学农
中国西部的辽阔，西部的广袤，西部所沉淀的厚重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西部众多的民族和各自绚丽多彩的风情，西部拥有的大江大河之源和巍然高耸的雪域屋脊，以及深藏于大漠戈壁深处的油气资源，在沉睡了若干个世纪之后，终于被一声沉重的巨喊震响：西部大开发！
中国西部原本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华大地，自汉唐拓疆，东西延绵万里，自然就有东西南北的方位区划。若按地形划分，西部通常是指黄河与秦岭衔接处，即陕豫交界的风陵渡以西，含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重庆、贵州、云南、四川、西藏等广大地域。
其实，西部并非自古沉寂。相反，黄土高原、黄河流域曾是炎黄二帝、华夏民族的诞生发育之地；周、秦、汉、唐更是启蒙发祥，开疆制典，统一文字，设置郡县，修驰道，筑长城，奠定了中华大地的规模与根基，使得华夏民族由此生生不息。何况，早在西汉，张骞"凿空"沟通东西，丝路畅通，达千年之久，不仅给汉唐古都长安，也给整个西部带来空前繁盛。《资治通鉴》叙述丝路所经地区时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可惜宋元之后，政权东移，丝路又为海运代之，权势财富一旦远离，便陷于无可奈何的沉寂，这一沉寂便是千年之久，繁华远去，喧嚣不再，曾经是世界一流大都市的汉唐长安，萎缩为唐时七分之一，陈旧破败。据我父母回忆，他们儿时，西安没几条像样的马路，晚间灯光昏黄，连城里空地里都种着庄稼，古槐上筑着鸟巢，市区人口也就二三十万。陇海铁路通了之后，店铺开始增多，街面才开始热闹。古都西安尚且如此，其余西部大多城镇，尤其县城，都显得凄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名记者范长江所著《中国之西北角》中有确切描绘，县城才百十户人家。短短街市，黄尘飞扬，没有饭铺客舍，惟有大车骡马店可以凑合住宿。但事有两面，转念一想，若是西部西安从古至今都一直繁华下来，恐怕土地、林木、植被、矿藏和水源早就消耗殆尽，甚至不适合人类生存。《史记》中曾说长安"南山(秦岭)有竹木之饶，北地有畜产之利"，所以长安才修得巍峨宫殿，皇宫才能酒池肉林，以至支撑了十三个王朝的繁华。宋元迁都除了别的原因，恐怕也和种种资源用尽相关。幸亏有将近千年之久的沉寂，使植被能够恢复、水源得以储蓄、耕地得以休闲，才给后辈儿孙留下可供利用的种种资源，才有今日"西部大开发"口号之提出，计划之实施。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历了种种惨痛教训之后，终于有了今天科学、合理、有序和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思想和计划。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一位留法归来的学人，不避艰辛，不计名利，历经磨难，历时八年，踏遍莽林荒原，戈壁大漠，崇山峻岭，藏地蒙疆，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对中国西部的植被、土壤、水利、物候进行综合考察，写出《西北垦殖论》、《陕西黎坪垦区考察报告》、《陕北黄龙垦区考察报告》等多部煌煌巨著，并在抗战时节付诸实践，创办陕北黄龙垦殖场和陕南黎坪垦殖场，解决了数十万难民生计，又积累了开发荒地荒山的宝贵经验。其中许多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至今闪烁着科学的光辉。这位学人便是被誉为开发大西北的一代先驱--安汉。
安汉，字杰三，1896年出生于汉中府首县南郑梁山镇，此地隔汉水与陕南首府汉中相望，距新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龙岗寺仅一箭之遥。可见开发极早，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登高眺望，只见如带的汉江蜿蜒而来，两岸烟村如织，田禾竞长，梁山镇一带虽山峦起伏，却系丘陵，富蕴可烧制石灰、水泥的矿石，原下即为无垠绿野。汉中盆地自古丰饶，尤其汉水之南，灌溉便捷，稻麦两熟，其时泱泱汉水浩荡，并无大桥横跨，少了兵匪相扰，相对平静，多出名门望族。上个世纪，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者何挺颖，抗战时创作街头名剧《放下你的鞭子》的左明均为汉水之南的南郑人氏。安汉家族，亦为南郑大户，除了安汉外，兄弟姐妹均受高等教育，二哥安仲峨留学日本，曾任礼泉县县长。安氏家族出了不少俊杰之士。
安汉少时，曾读过几年私塾，打下国学基础。其时，晚清政权如江河日下，数千年科举制度土崩瓦解，不能县考、乡试，一路秀才、举人、进士再走仕途之路，但新型教育逐渐兴起。汉中虽偏僻，也在清代汉南书院基础上，由汉中府所辖12县出资创办了汉中联中，四处聘请名师，购置教学仪器，这是汉中历史上首所传播新型文化知识的学校。汉中现代史上一批优秀人物，如左明、何挺颖、安汉、陈锦章等均曾在联中受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思想、新文化熏陶。安汉年长几岁，先在联中读完初中，又考进陕西省在汉中创办的首所农业学校。安汉学农，不仅因为幼年在乡镇长大，家中广有田产，有较多感受自然、接触农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安汉了解中国为农业国。自古以农为本，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他认为富国务从农业抓起，若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广大农村农业来一次革命性的改造，"实业救国"就是一句空话。
1918年，安汉从省立汉中农校毕业，非但没有学成的思想，倒窥探到现代农业乃是一个博大的世界，非倾毕生精力方能有所作为，因而渴望能去农业发达的国家深造。他辗转打听到法国有农业专科大学。便义无反顾，辞亲别友，不远万里去法国求学。其时，汉中尚无公路与外界相通，连去省城都得骑马或徒步沿古老蜀道穿越秦巴大山，整整得走半月。法国在人们心目中益发如外星球般遥远。安汉算得上这包裹于秦巴盆地之中最早越洋求学的一位先驱。
安汉到法国后，先入巴黎榜来威克公学，一边补习法语，一边勤工俭学，如是三年，不仅精通了法语，也了解认识了西方社会。其时，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一大批有识之士到法国勤工俭学。但大都热衷于政治或者艺术，人们熟知的如共产党领袖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蔡畅等学习政治，徐悲鸿、王子云、吴作人、常书鸿等学习绘画。学习农业的则如凤毛麟角，别人都不屑一顾，安汉却义无反顾地考进法国南锡大学农学院攻读农牧专业。此事曾遭到一批中国留法学生的讥笑，说他是"萃伯"意即傻瓜。安汉不为所动，还曾写诗明志：
萃伯头衔任所呼，各从所好本殊途。
分明祖国龙方蛰，学到雕龙德不孤。
不仅如此，在农学院学习期间，安汉学习刻苦，特别注意西方先进发达国家在经营农业方面的策略与作法，现状与改良，益发感到中国虽为农业大国，却非农业强国。在土壤改良、种子培育、水利灌溉诸多方面都落后于他国，必须掌握列强之先进科技，自己才可图强。因此，四年本科毕业，他又考取该校研究生，获得农学硕士学位。更重要的是，在本硕连读期间，安汉广泛调查了解西方国家的农业发展史。许多国家，比如美国，就是在东部发展发达之后，又逐步开拓西部乃至完成了强国之梦。就是从那时起安汉逐渐树立了开发西部的宏愿大志。诚如他日后在《西北垦殖论》中所说："汉生长西秦，幼习稼穑，留学法国，专攻农牧，以开发西部为职志，以研究农垦为要图。"
安汉学农，不仅日后留下煌煌巨著与垦殖经验，还带动家乡青年有志于农。比如南郑喜神坝的秦子明投考北京国立农业大学，并去日本留学，日后成为安汉在黎坪垦区的得力助手。再是秦官属女士，当初在安汉资助的复兴中学读书，受安汉影响，对林学产生浓厚兴趣，成为我国著名的林学专家。黄宗英在报告文学《大雁情》中有详实精彩描述。
但安汉学农又不属于那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他生长于内忧外患、新旧交替的时代，忧国忧民，关注国家民众命运，几乎与生俱来。否则，安汉也不可能远涉重洋去异国他乡专攻农牧。
1925年，中国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至法国，旅法华侨无不沉痛。其时，安汉因思想活跃且有组织能力，被南锡大学华籍同学推举为学生会长，他立即组织大家举行追悼会，并撰写挽联：
天忽夺吾一老，人当念彼三民。
深切表达了旅法学子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安汉虽身在海外，却时刻关注国内形势，诸如日本在上海、济南等地杀我同胞，制造惨案，安汉总要拍案而起，执笔声讨，每每以旅法学生会名义致电上海学生总会，声援反日正义斗争。
平时课余，安汉紧密关注世界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各国发展并不平衡，弱肉强食，磨刀霍霍者大有其国在。中国濒临强邻日本，这使安汉每每担忧，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勉。他最钦佩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且身体力行，决不沉湎于书斋。
1927年秋天，安汉获得农学硕士学位，更获得整套科学经营农牧业、促使富民强国的宝贵知识，踌躇满志，迫不及待地回到已阔别九年的祖国。
其时，国内正进行轰轰烈烈的北伐。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毕生奋斗，辛亥革命虽推翻数千年之封建帝制，成果却被军阀窃取。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张作霖，直系奉系，闹哄哄你方唱罢他又登台，单知道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民主共和却抛到九霄云外。中山先生虽去，但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犹在，国民革命军实行国共合作，展开声势浩大的北伐，一时间："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呼声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安汉回国，深深被这种革命洪流热浪感染。他深知国家动荡，不是施展抱负的时候，但亦不能做壁上观，毫不犹豫地投身北伐。其时，国内像安汉这样拥农学硕士头衔的专家极少，他立时被聘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农务处主任。之后，安汉又先后担任陕西省建设厅科长(相当于今之处长)，陕西省职立学校校长等。还曾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及治理淮河委员会委员等。在此期间，安汉始终怀着以农报国的愿望，随时关注各地农村农事农业现状及产品，也寻觅着能展施抱负的机会。
1930年，经国民政府元老于右任的举荐，安汉担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林署技正，相当于今之总工程师。由于农林署担负全国农业林业的发展与规划，这就给安汉提供了施展生平宏愿的机会。事隔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失陷，日寇灭亡中国野心暴露无遗，这使素含爱国之心的安汉深受刺激。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安汉夜不能寝深感再也不能坐视，连续多日，他日夜挥毫疾书，向国家实业部正式提出报告，要求对国土农林资源及现状作全面科学考察。
安汉认为大西北素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汉唐曾威武辉煌，扬中华雄风于世界民族之林。宋元之后，中心东移，方才沉寂千载，为国人漠视冷淡。今东北失陷，国土残缺，强敌又虎视我中华。若能乘此开发西部，垦荒纳民，开掘矿藏，逐年发展，便可富国强民，增强国力，重振雄风，驱逐外虏于国门之外，收复失地于白山黑水。而开发西部切忌纸上谈兵和应付，而应用科学方法付诸实践。他提出三个步骤：一是考察，组织有专业技能、有吃苦精神、有报国之心的志士深入西北进行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二是研究，组织科研人员，立足于本国资源现状，汲取他国先进经验和作法，定出切实可行之计划。三是建设，可分轻重缓急，逐步实施。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地力，避免和杜绝任何浪费，先易后难，先小后大，逐步实施，逐年建设，不可急于求成，亦不可推诿拖延，积几十年之努力奋斗，必能强民富国，完成中华民族之复兴。
由于安汉的报告观点鲜明，切实可行，洋溢着拳拳之心与爱国之情，加之一批有志之士的奔走呼吁，中央实业部很快批准了安汉报告，并委任安汉为考察团长，负责对中国西部的农林牧进行踏勘考察，以为后期建设做好准备，打下基础。这是有史以来，由国家政府组织的首次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西部的农林牧业的全面认真考察，堪称为开发西北风气之先声，对安汉来说也揭开了他生命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八年科考
安汉自1930年进入国家实业部林垦署担任技正之后，主动请缨，从1931年始组成大西北农业考察团，到1938年考察陕西黎坪垦区，前后历时八年，六次组团，奔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察哈尔(今内蒙、河北各一部分)、热河(今河北、辽宁、内蒙各一部分)、绥远(内蒙)、新疆等地，考察农、林、水利情况。每次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其野外丛林、戈壁、荒漠中工作的艰辛程度非身历其境不能体会万一，也远非今日科考拥有越野车辆和种种的现代装备所能比较。
其时，军阀连年混战，国民政府刚在南京站稳脚步，国家百废待兴，西部又为最贫困落后之地，别说现代交通工具，整个西北西南尚无一条铁路和现代公路，外出考察全靠骑马、徒步跋涉。各种仪器也是马驮人扛，能雇到人力车或马车已是幸事。当年西北荒凉，县城尚且只有百余户人家，短短街市，乡村就更凋零。考察团住鸡毛小店、骡马棚、百姓民家，乃至野外露宿。沿途自办伙食，少油无盐，粮米无续，忍肌挨饿是常见事情。进入山林，危险随处存在，据当年参加考察团的田孟甫老先生回忆："考察进入山口后(指秦岭山区)山深林密，大树参天，羊肠小道，丛草没胫，阴暗蔽日，方向莫辨，时而野兽毒蛇疾驰，怵目惊心，进退两难。到目的地后，又只能伐木辟地，搭成临时窝棚，树枝为床，垒石为灶，点燃松枝照亮，宛如原始人生活境地。"
野外科考固然异常艰苦，但参加科考的人员大都和安汉一样，属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其时国难当头，都满怀一腔报国热情，以苦为乐，坚持科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先后六次科考中，因专业不同，参加人员亦有变化。比如曾参加陕南实业考察团的李仪祉先生便为国内著名水利专家，曾主持修筑泾惠、渭惠、褒惠、汉惠多条灌渠，惠泽后世。曾参加科考的李士林，系留法学生，学地质。秦子明为留学日本的农林专家，日后在黄龙、黎坪垦区均做出切实贡献。而安汉作为西部科考的发起和带头人，则从头至尾，历时八年，主持参加了六次全部科考活动。
我在积累寻访安汉生平资料中，见到多张当年安汉考察时的照片：骑着骆驼，戴着草帽挂满各种行囊在宁夏穿越沙漠；在陕北黄河滩头乘坐羊皮筏子；在宁陕交界的六盘山上采集树种；在河西走廊武威田间与农民交谈…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安汉在青海湟水流域的贵德县考察农业时与当地农民的一张合影。贵德已属藏区，湟水则为黄河上游最大支流，湟水流域也是青海最重要的农业区，是青海的粮仓，经营好这块土地十分重要。安汉带考察组在这一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也传授先进的农耕经验，介绍良种，受到当地汉藏群众的欢迎。这张照片几乎有上百名群众，从服装看主要是藏族，还有藏族妇女，安汉与考察团成员也穿着藏族服装坐在前排正中，四周围满汉藏群众，一派团结祥和。从中也可看出考察团深入实际，受到汉藏群众欢迎的情景。
安汉历时八年，六赴西部，历经艰辛，收获了丰硕的考察成果，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西部的农、林、牧、渔、土壤、气象、物候、植被，目前现状及开发远景做了翔实综合的科学分析，先后撰写了四部科考专著：《西北垦殖论》、《西北农业考察》、《陕西黄龙垦区调查报告》和《陕西黎坪垦区调查报告》。
时至今日，阅读这些著述，仍时时让人拍案击节，感叹不已。这些篇章着眼全局，洞察末微，立足国内实际，又置放于中外农业发展远景中去比较，立论恢宏，观点鲜明，数据翔实，文笔则活泼优美，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
试以《西北垦殖论》举例，安汉开篇便说："若使国人洞悉西北蕴藏之富，风物之美，土地之肥，屯垦之便，与夫界处美俄之分野，地绾欧亚之中枢，匪仅吾国盛衰之所系，实亦世界和平之攸关，且货殖者，将接踵于秦陇库迪之途；观光者，必肩摩于天山瀚海之域矣。"
不用诠释，安汉当年立论早为实践所证实，以"西北蕴藏之富"，仅是一个"西气东送"就使中国东部，尤其长江三角洲南京、杭州、上海诸多城市千家万户深得其惠。至于"观光者，必肩摩于天山瀚海之域"，如今以敦煌、天山为中心，西部丝路旅游早已名满天下，游客接踵了。
安汉考察著述之际，正为日寇强敌压境之时，故著有专章"边军屯垦政策"，其中说道："西北为边防重要之地，理应驻重兵防守，但西北农户缺乏，兵士给养，实为有难，取之内地，又属不便，不若实行兵垦，利用地广人稀之荒野，为士兵农牧之土地。以收获之生产，作兵士之给养，一举而两得。"
其实，建国之后，新中国实行的正是当年安汉所建议倡导的措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军进疆部队，一手持枪，一肩荷锄，组建一个又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使得天山南北布满繁荣昌盛的绿洲。
安汉考察农业，但又科学地认为农业必须和企业并举，他认为"吾国陕、甘、青、宁、察、绥、蒙、新诸省，地处西北边陲，以历史言，则吾族文化策源之地，以地理言，则全国幅员最广之区。土地膏腴，宜农宜牧，气候亢爽，可耕可屯，物产既丰，工资亦俭，各项企业，皆当视为命源者也。"
日后，安汉在黄龙和黎坪垦区创办木材厂、铁器厂、养殖厂、酿酒厂等多项企业以辅助农垦，则可视为这种农企并举思想的实践。
安汉认为开发西北的关键在于人才，他提醒说："农业受地域限制甚大，改进之道，在乎培植当地人才，以改造当地环境，则开辟资源，庶可发展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他还特别提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犹为开发西北之大本营，则甘宁青三省农场之设，犹如实施开发工作之先锋部队也。"
事实上，西北农学院即今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半个世纪以来，所起的正是科技示范普及的先锋作用，不仅是在西北，在全国都起到农业科技的推介作用。
但安汉又深知："开发西北，其事体大，而进行步骤有三：一考察，二研究，三建设，即看、谈、干是，设不看而谈，徒托空言，是为闭门造车未必有合实际；或不谈而干，则见解容有不是，研究容有未精，冒然行之，物质精神，两俱浪费。"
安汉深入西北实际，体察下情，对开发西北的各种困难有充分的估计，他提出："移民垦殖，不无相当困难，如地权不先解决，一切移殖事宜，均难进行；土匪不肃清，工作不宜推动；道路不修筑，运转深感不便；主持人员才干有限，难求事宜全功；经费供给不足，亦难企抵于成。故必先有健全之组织，干练之人才，充足之经费，固定之计划，坚决之意志，尔后始可将各种问题，次第解决。"
当年，安汉著述的《西北垦殖论》正是由于高屋建瓴，立论精辟，联系实际又有很大的可操作性，一经问世，便广为传播，洛阳纸贵。国民政府元老于右任亲自为之作序，赞扬这部著作"叙事翔实可靠，方法切实可行，以所学专业知识，制定开发西北资源的具体规划，确为切合时势的重要著作。"国学大师、有"北大之父"美誉的蔡元培为之推介，认为："《西北垦殖论》既讲明了西北垦殖规划总的纲领，又有对每个省区的具体着手办法，是一部切实可行的论著。有志于开发西北者不可不读。"
一时间，安汉作为农垦学家名声雀起，这就为他争取国家支持，将农垦付诸实践打下基础，做好了先期舆论准备。
六载农垦
原本，按计划，准备趁已经开展的西北农业科考，做更大范围也更细致深入的分类调查，以便获得西部农业资源与现状的翔实科学资料，为日后开发打下坚实基础。因为安汉清楚西方农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考察规划，一项调查与试验常仔细到花几十年功夫，反复论证方才实施。中国实行农恳务要从科学入手，切忌草率。
不想，在这期间，"七·七"事变爆发，强敌压境，危急关头，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然日寇亡我之心蓄谋已久，国内统一未久，积贫积弱，抗战伊始，沪淞失利，南京沦陷，华北战场也因力量对比悬殊，迭失名城，中华民族陷于空前危难之中。幸而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携手抗日。两党有识之士皆认为对日作战应作持久准备，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拖住敌寇，等候英美参战，方可最后战胜强敌。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策略的正确，但"两害相较取其轻"，为了最后的胜利，国家和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38年，在南北两大战场失利，中国军队节节退守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在河南中原大地的花园口炸开黄河，以水代兵，拖住日寇，其后抗战八年之久，始终未能打进潼关，确保了中国抗战力量"深藏腹地"的战略意图。但也使数百万农民因水灾痛失家园，大批难民沿陇海铁路涌进陕西。如何安插解决难民生计，安汉的农垦计划派上了用场。也正得力于他先后数次的农业考察，熟悉情况，掌握资料，所以实施起来相当顺利。
1937年，安汉正率团对西南工农业进行考察。从南京出发，经安徽、江西、湖南到贵州和云南。抗战爆发后，科考中止，安汉被任命为庐山抗战军官训练团的教官。1938年秋为解决入陕难民生计问题，熟悉农垦亦有志于农垦的安汉被任命为陕西省黄龙垦区管理局副局长(局长为朱庆澜，并未到职，安汉代理局长职权)。安汉满腔报国之心，派上用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黄龙位于陕西渭北高原，安汉曾详尽考察，这一带已属黄土高原，土层深厚，丛林密布，因有腐质杂草积淀，土地肥沃，且地广人稀，不存在地权纠纷，虽属陕北却临近关中，只需修便道便能相通。纬度不十分偏北，年降雨量适中，适宜于小麦、玉米、薯类、豆类多种庄稼生长，是垦荒济民的理想选择。这些情况，安汉曾在《西北垦殖论》中有详尽论述，接到任命，安汉立即赴陕西上任。由于情况熟悉，工作人员也皆热血之士，难民又急待安置，所以一切工作都从战时出发，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决无推委拖延情况发生。常是第一天划出垦地，第二天即安排难民进驻，发给垦荒工具，生活用品，便算安置。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流入群众也个个听命，积极垦荒，稍能立足，便呼朋唤友，各省难民蜂拥而至。每当晴明之日，人群如大海波涛般涌向天边的黄土高原，各处烧荒狼烟烽起，垦荒人员遍布山峦。至1939年，一年光景即开垦荒地7万亩，容纳河南、河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难民9万余人。至1940年，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玉米小麦洋芋豆类皆自给有余，还支持周边市场。其时，国共合作，大批青年投奔延安，黄龙为必经之地，安汉对培养青年素来重视，常给予资助，尽量提供方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汉留法时，曾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交好，信仰固然不同，报国却是一样。安汉主持黄龙垦区时，周恩来曾与联系，请予支持，安汉慷慨给予大量粮食衣物。万没想到，却被戴笠特务系统侦察知晓，为日后安汉蒙难埋下了伏笔。
1940年，由于安插难民众多，垦区任务繁重，国民政府已把实业部的农林署升格为农林部，安汉又接受了新任务，被任命为陕西省黎坪垦区管理局局长。
其实，早在1938年，安汉就曾率团前往黎坪，深入不毛，忍饥露宿，历时80天，对林区山川地脉、历史沿革及社会做了充分考察，写出了内容详实的《陕西黎坪垦区调查报告》。
黎坪地处川陕交界的南郑、勉县、褒城、宁强、广元、南江六县之间的大巴山麓。原中心林区属陕西汉中府所辖的宁羌州治理。宁羌临近川北、甘南，远古为羌氐民族生活区域，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宁强，黎坪林区也划归为南郑管辖。南郑为安汉故乡，安汉学农，素来热爱自然、热爱故乡，对黎坪的丰饶自然早有所闻，将其作为垦殖地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谁占有土地谁就有了财富。对普通百姓来讲，有一亩三分地便有生存之道。故"耕者有其田"成为历代沦为赤贫的群众揭竿而起的目标。清军入关后，八旗贵族跑马圈地，把土地迅速分占完毕。清朝末年，中国人口超过四亿，人口与土地矛盾已十分尖锐，幸康熙年间，玉米种植由北美引入中国，在山地种植成功后，燃起许多贫困农民的生存希望，开始潜入山林开荒种地，秦巴山区的开发即肇始于此。黎坪处川陕六县交界，地处偏僻，官府鞭长莫及，故早在明末动乱时，便有流民潜入种地垦荒，只不过零星分散，规模不大。黎坪一带山地植被茂密，保持着原生状态，雨量充沛，巴山夜雨亘古出名，年降雨量达1400毫米，溪流纵横，涵养着汉水、嘉陵江两大水系的众多脉流，山岭间多谷地、川道，当地人称坝子，日照充分，开垦出来最宜生长玉米、薯豆类庄稼，开阔向阳地方还可栽种水稻。再是，丛林野生动物繁多，早年也无保护动物的说法，可供山民狩猎，盛产毛皮、竹木、生漆、木炭和中药材。还有铁矿可供开采，土法炼铁，举凡垦荒所用锄镰刀斧之类工具均可打造。山地所产苞米，石磨可碾可以粉碎，精细部分供人食用，粗皮糠屑喂猪。再多余部分用来烤酒。加之山区柴水方便，少官府苛捐杂税，动乱年月不失为世外桃源。早年山民能够栖息生存，颇像暗夜中的火光，吸引众多贫苦农民前来寻求生计。所以到清末，黎坪已是人烟辐辏，加之后来，又有流民见此地偏僻，潜入山林偷种罂粟，鸦片商人闻讯收购，形成川陕商道，竟在黎坪中心形成一条街市，客栈饭铺，居民多达300余户，比偏远县城还显人气旺盛，很繁荣过一阵。只因到了民国年间，因陕南巨匪王三春多次骚扰，占据山林拥匪为害，商旅禁绝，百姓逃散，才逐渐凋零下来。
但此地广袤的山林，已被历史证明可供开垦和人类生存却是事实，无疑是垦殖的最佳选择。所以，安汉在调研时便格外仔细用心，一切从垦殖实际出发，对黎坪一带可垦荒地范围，可资采集利用的林木、矿产、中草药、生漆、木炭等均作广泛调查，对必须修通的道路做科学合理规划，对骚扰垦区的土匪亦应予以肃清。黎坪垦区可算是安汉毕生最耗精力，也倾注心血最多的垦区。最初的调查便历经艰辛。黎坪垦区调查团成立于1938年8月，国民政府农林部专门抽调极富农垦调查经验，又在黄龙垦区打开局面的安汉任调查团团长，又抽调中央和陕西农林、水利、赈济各方人员组成调查团前往黎坪踏勘。其时，正值酷暑，通往黎坪仅有供山民行进的茅路，也多已荒芜，荆棘挡路，林木蔽日，加之阴雨连绵，进山之后，食宿无着，只能寻觅棚户遗弃的窝棚安身。诚如亲历者日后回顾："树枝为床、垒石为灶、点燃松枝照亮，宛如原始人生活境地。"
但不管条件如何艰苦，身为调查团长的安汉始终与大家同甘共苦，主动承担开路伐薪的艰苦岗位，每当夜宿，又要察看地形避开洪水野兽，晚间则凭松明照亮整理资料，记录数据，比所有人都辛劳。大家目睹安汉身为国民政府正厅级高官，又系留法9年吃过洋面包的人尚且如此吃苦献身，也凡事争先，绝不拖沓推诿。经过80天紧张有序踏勘，川陕两省边境已遍访，共踏访出面积达640平方公里，可垦荒地260万亩的成果。
之后，由安汉主持，完成《陕西黎坪垦区调查报告》，计五章二十二节，对整个垦区范围、沿革、历史、现状、出产、可容纳难民及实施计划都有详尽的说明。比如第三章：垦区之出产其第一节农产写道：
作物分布，每随气候土壤及地势而不同，黎坪垦区气候寒湿，干地颇少，故其栽培作物，亦以耐寒耐湿者居多。其栽培最广者，应为玉蜀黍(苞谷)约占耕地面积40%。大豆次之，约为20%，小麦马铃薯又次之，各占12%。燕麦、荞麦、小豆及水稻更次之，各约5%。其余如大麦、豌豆、胡豆、爬山豆、四季豆、烟叶、苎麻、甜粟、扁豆、及粟等，均在4%以下。
对于各类曾被山民栽种的作物亦做详细调查，比如："水稻有青秧、洋谷及红谷之别。洋谷叶紫，壳红，米白，为近20年新进品种，产量高，味道佳，较之平川多植之。青秧为过去主要品种，今已逐渐减少矣。红谷为一耐寒品种，壳米皆红，高寒处间植之。垦区可参照不同情况不同品种执行。"
对于畜牧，安汉写道："黎坪遍地皆山，预宜牧畜，故过去饲畜颇多，而赖畜产以辅生计之不足者亦众。其主要牲畜之种类，有猪、羊、牛、马四种。猪全境皆产，为农家重要收入之一。普通每户至少饲养一头，且有一户饲养两三头者；又大部农家多畜母猪，用于繁殖，而以小猪向外销售。其主要市场有新集黄官岭及李家坝等处，再转销于汉中府属各县。销于李家坝者，多转销于四川广元所属。"
对于特产，安汉专章列叙："黎坪特产甚多，大类别之：可分为森林副产，药材及野兽等数种。属于森林者有漆、漆蜡、桐油、木耳、核桃、板栗、木炭等；属于药材者，有党参、泡参、黄柏、厚朴、好本、申麻、三七、杜仲、柴胡、防己、及大黄等。"下面又列表格详尽区分产量、分布，收获季节、收获方式、注意事项、后期加工、及销售市场。
调查报告特别强调土地归属问题，列出专节：地权问题及解决办法。
黎坪垦区土地，据传在明代已插标为界，从事垦种。"清初定赋，原额小符，募人领地承赋。其承纳之课，不过几钱几分，而领地辄广数里。"(见嘉庆十八年严如历车辑汉中府志。)是黎坪土地之为私有，无容疑虑。近虽荒芜，但地主仍须纳赋，佃户仍须纳租，即山中林木，亦不能任意采伐，从事运销，致于此更足徵黎坪荒地之为私有也。
夫以私有荒地，欲供公家移民垦种，在土地私有制度之下，难免不发生争执。黎坪垦区土地荒芜之原因，并非由于人民怠惰，或人力不足。乃纯因历年匪乱所致。倘治安有法，则人民须相率而归，垦区荒地，无待再招垦民，从事垦殖也。今公家既未注意洽安，亦未公布荒地没收办法，如骤然收为公有，分配移民，其不发生纠纷也难矣！使欲移民垦殖黎坪，必先解决地权问题而后可。
吾人以为解决黎平垦区之地权问题，应按下列步骤办理：
一、划分土地利用界线分别经理。凡土地倾斜度在十五度以上者，划为林地。十五度以下者，列为耕地。耕地分给人民种植作物，林地则收归公家经理。
二、森林及矿山收归公有。黎坪境内之森林，除用于燃料，另定保育办法，及间伐打技之规定外概由公家没收。予以适当之管理。至境内矿山，应完全收归公有，由公家开采；或官商合办，作为大规模之经营。
三、私有土地限量登记。境内土地，虽皆私有，但年来匪患常临，地主逃亡，所有地权，也无从清查，故须举行土地登记，将荒熟土地之地权坐落及亩数等，详加记载。然后按各户耕地面积之广狭，及荒熟地之多寡，而予以适当之分配。
四、规定荒地价格由公家低价收买。土地登记之后，熟地可任原主耕种。至荒地则一律照最低价格，分别收买。倘地主非自耕农，则将所有荒地，完全收买。其为自耕农，则除其自家劳力可能耕种之面积外，其余概由公家收买，分给垦民。
五、授地垦民，着其按买地价，分年偿还，荒地收买之后，可按户授与垦民。惟地价先由公家代垫，不取利息，俟垦。生活安定之后，着其分年偿还。庶公众耗费较少，而垦民亦将以最低代价，取得耕地所有权。
所以要节录这些篇段，是源于我在阅读这部调查报告时的感动。我以为，除此文字能再现抗战时节，以安汉为首的一批爱国志士，深入实际，不尚空谈，以超人的识见，超人的毅力与吃苦精神，为救国救民做出的贡献，而我们再演义编排出的任何文字都是苍白无力的。
让我在阅读时击节长叹，钦佩不已的篇章还有安汉在垦殖中对于环境、对于水源、对于森林的保护，不妨亦节录于下：
黎坪地当嘉陵江与汉水两大水系支流发源之处，其境内林木，既不以利用为目的，亦当加以保护而涵养水源。故将来黎坪成立垦务局时，必须成立林务机关，徙事保护与经营，各林区经营原则，已略述于前。惟在大体上言：黎坪垦区之森林蕴藏既者是之下，而树木年龄又适值生育旺盛之时代，此后宜以经理工作着手之。经理工作为何?即林区面积及树木材积之测定，俾可知真正之木材蓄积数量，而可作进一步之规划，树木年生长量之求得，俾得权定每年木材间伐数量，而能有定期定量之收入，林道及防火线之开置，俾可施周密保护工作，而可减少森林之损失；保育办法及管理规则之确定，可使已呈破坏之林相亦得早日恢复其固有之状态。其他各林区之乏刈芟，烧山之禁止等工作，亦属重要。务使垦区林木得永久维持，而又得最经济最合理之利用，此则有望与将来从事黎坪垦务人员之设施矣！根据经济部颁布之垦荒实施方案之规定：凡山坡坡度在十五度以上者即限制开垦，以现在黎坪区森林部分内之荒坡而言，均在卅度以上，则其过去垦殖，不合理可想而知。故此后应遵照规定，宜加限制，否则林木日少，水源皆不能涵蓄，而已垦之土地亦必被雨水冲刷终不能耕种也。据汉中府志山内风土章所载：
"…山民伐树开荒，土壤肥沃，一二年内粮必备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存石骨，又须寻地耕种。…"
此种垦殖方式，在今日区内川境部分尚流行，若不加以纠正，则垦区林木必破坏无余，非惟垦区垦殖终遭失败，而长江水患亦日益加烈矣！故从事林区移垦对此不可不加以注意也。
安汉对于植被、水源提出的保护理论及实际措施，比今日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保护环境、营造秀美山川与和谐环境早有论述，已经何等具体明确和有说服力。时至今日，国家实行南水北调，汉江水质尤为重要，工程完毕，预计每年将有20亿立方优质江水送抵共和国首都。阅读近70年前安汉就关注和提出的这一问题，恐怕就不仅仅是故乡人要向这位先贤致以崇高的敬意了。
调查报告中，对于匪患治安问题，对于移垦原则，移民细则，授田办法，垦民初期衣食住行，耕畜农具均有详尽的措施，甚而仔细到考虑黎坪系高寒山区且多雨季，应以长江流域灾民为主迁对象，以利垦民尽快适应环境。
《陕西黎坪垦区调查报告》又专门在结论中强调："近来战争日趋紧张，难民问题愈益严重，勿谓荒地面积小，而不注意；亦不可谓费浩大，而借故推辞。但求能多救活一名难民，能多开一寸荒地，能多增一份生产，即是救国，即是抗战，深望当道诸公，采纳报告计划，于最短期内实施，则此行庶不虚也。"
之后，安汉又亲赴战时首都重庆，将调查报告送达有关方面。并请于右任及陕籍人士从中周旋，很快引起当局关注。鉴于安汉在黄龙垦区的扎实调查，出色管理和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大批难民又急需安置，所以成立陕西黎坪垦区在中央各部委都顺利通过，编制与经费也都获得落实。
1940年3月1日，直属中央农林部管辖的《国营陕西黎坪垦区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安汉被任命为局长，一批有志于农垦且学有专长的同仁则担任部门负责人，其中有法国留学生、地质学家李士林，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又曾留日的林学专家秦子明，担任财务主任的则是蛰居汉中古城的章草大师王世镗的长子、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的王瑕吾，再是学农业的雍惠麟、冯震中，兽医专家赵永铭等。一时间，可谓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各位均为办事认真且有爱国热情的人士。其时，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大家都能抱定不怕艰苦，深入不毛，不计个人得失安危，救灾民于水火的精神去开办垦区农场。
万事开头总难，安汉性急，在此之前，已多次前往垦区踏勘道路。黎坪位于汉水之南的大巴山腹地，距汉中城区150余里。其时，安汉为全力办好农垦事业，已把家由重庆移回汉中。安汉妻子名李志翔，亦为知识女性，不善言谈，对安汉很支持。其家在古城西街75号，当时即作为垦区办事处，由安汉二哥安仲峨负责。安仲峨系留日学生，曾在关中礼泉县做过县长，抗战时回到家乡，亦很热心农垦。
据当时与安汉同办农垦的秦子明回忆：
我于1939年被教育部由西北农学院调往兰州筹办西北技专，我辞职回家。西北农学院推荐我去宁夏筹办该省林业局。在汉中汽车站登车之际，偶遇安汉。安坚持要我同他一道到黎坪开办垦区。在黎坪班鸠坑(即黎坪中心区，向系黎坪街道所在地)寻着一户农民唐德华家中牛棚一大间。我们就把牛粪打扫干净，铺床安锅，居住下来。每日四处踏寻荒地，通知难民站向黎坪输送难民…
安汉、秦子明，两位均曾留学国外，是啃过洋面包的所谓上等人，却能深入荒山，居住牛棚。没有一种忘我的牺牲精神岂能做到！这种牛棚黎坪山区至今尚存，是用林区圆木垒起四面为墙，上面覆盖茅草，猪牛均可做棚圈，四面透风，能保持干爽，人住进去却无法抵御风寒，何况还有臭气熏天的牛粪气息！
这位秦子明，也是位值得书写一笔的人物。他是南郑县大巴山中的喜神坝乡人，家中有山场田产，较为殷实，否则也不可能供他去读大学。秦子明在山乡长大，从小喜爱植物林木，所以考上了北京农学院林学系，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可属凤毛麟角，其时尚无公路与外界相通，山川阻隔，北京在人心目中十分遥远。秦子明大学毕业后又赴日本留学，仍专攻林业。回国后，被聘为西北农学院教授。是当时知名的林学专家。
1932年，陕西组织实业考察团，分别对陕南、陕北各类农工矿业资源现状做调查，水利专家李仪祉、农垦学家安汉、林学专家秦子明一起分在陕南组，骑马徒步穿越秦巴山区，历时两月，对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石泉、西乡、洋县、城固、南郑、沔县、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岐山、扶风进行考察。三位专家所学不同，却都以"实业救国，解民疾苦"为人生宗旨，见解相同，且都属正派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日后也都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同时，三人也结下深厚友谊。不然，秦子明也不会放弃组建宁夏林业局的美差而与安汉去荒山住牛棚屯垦。
这位秦子明在解放后，曾任汉中行署林业局局长，对科学发展秦巴山区林业做过不少贡献，尤其是力倡在汉中两江植树护堤，数年之间，大见成效，受到省林业厅表彰。其时陕北榆林沙害严重，又调秦子明出任榆林地区林业局长，在营林防沙方面又明显见到成效。可惜，"文革"中秦子明被打成"反革命"蒙冤回乡劳动改造。尽管身处逆境。仍不忘向乡村干部建议多植树种草，保护植被与环境。但又被指责为"乱说乱动，抗拒改造"遭到批斗。其时，秦子明年迈体衰，没有能熬到"文革"结束，平反昭雪，于1975年蒙冤病故，幸而留下遗稿《我与安汉》，刊发于《南郑县文史资料》第五辑，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安汉、秦子明这两位先贤的精神与风貌。
值得欣慰的是秦子明的女儿秦官属从小受父亲的教诲与熏陶，立志学林，后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林学系，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从事黄土高原造林技术研究及陕西省秦巴山区野生经济植物调查研究工作，几十年间深入秦岭从事研究，多项成果为国内首创。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与著名作家黄宗英结识。之后，黄宗英随秦官属深入秦岭达数月之久。写出了那篇震动文坛的报告文学《大雁情》，作品获全国奖并译为德文、英文、日文，详尽介绍了秦官属献身科学的感人事迹和对我国林业做出的卓越贡献。秦官属著有《花木繁殖与栽培》、《草本花卉》、《养花致富500问》等多种专业著作，成为我国著名的植物专家。秦官属的成就不仅是她个人的荣光，也是对其父秦子明最好的纪念与安慰。
事情仍回叙安汉和黎坪农垦。安汉、秦子明及稍后赶到的李士林、孙林夫、粟鸿勋在班鸠坑落脚，并选了管理局地址。大家商议认为：首要之事是应根据调查时所掌握的山川脉势，历史沿革及现状，对垦区范围做出明确界定：以黎坪镇为中心，西至西流河，沿河向北上溯，经毛坝河、修山坝而至水田坪；再北直抵天台山脉。天台山脉，东接大洁山脉，而与宁、勉、褒分界线之朱家山脉成直交，为西流河与玉带河之分水岭，黎坪西北境，即依此山脉而为天然之界限；再自大洁山北行，直抵宁、勉、褒三县之朱家山顶，即以此为黎坪区极北之顶点；再自朱家山东南行，经钢厂越漾家河与濂水河之分水岭，而抵黄官岭，即以黄官岭镇区为黎坪区东北之顶点，再由黄官岭东南行，沿金钩林、华阳坡等之南行山脉，南下而入川境，越白头潭而至铁炉坝，再由铁炉坝西南行，沿白头潭河南岸之山脉，而至鹰嘴崖，自鹰嘴崖西北向，沿川省元山坪、盐井河间之山岭，而接陕西之毛坝河。综合上述，假定黎坪垦区之境界为一四方形，则其东北顶点为褒城之黄官岭，东南顶点为南江之铁炉坝，西北顶点为宁强之水田坪，西南顶点为广元之鹰嘴崖，而黎坪镇区恰居其中。其四缘之分界线，或依河流，或依分水岭。
依上述境界，垦区土地面积在陕境部分的4100.88方市里，合1，537，830市亩；川境部分，约2870.616方市里，合1，076，481市亩。总计垦区面积共6971.496方市里，合2，614，311市亩。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要修筑进山道路了。在"调查报告"中，安汉曾写道："故欲移民垦殖，必先开辟道路而后可"。当时，他们认为至少应先修四大干路，即：黄黎路(黄官岭--黎坪)，长约125里；新黎路(新集--黎坪)，长约155里；铁元路(铁锁关--元坝子)，长约90里；鹰黎路(鹰嘴崖--黎坪)，长约210里。同时认为黄黎路应先修筑(最好能在正式移民前完成)。关于道路规格，定为两公尺左右，以能通驮马为目的；一切桥梁，就地取材，不必采用钢筋和水泥。垦局成立之后，立即着手道路开辟工作。先打通大石垭至黎坪段(属黄黎路)。安汉亲自规划线路、丈量尺寸；动工后，又手执刀斧，砍伐荆棘。民工挥舞铁锨和羊角锄，鸡鸣即起，暮至收工，连续奋战三个月，即将此段开通。至1942年7月，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整个垦区已完成并通行的道路为：黎黄路(黎坪至黄官岭)，实长14O华里，黎元路(黎坪至元坝)，长70华里；黎三路(黎坪至三道河)，长60华里；塘庙路(塘口至庙坝)，长50华里；总计共达320华里。
当这些工作初见成效，边界划定，荒地也按若干分场划分开业，以便分头实施，修路尚在进行之中，接受难民屯垦的工作便大规模铺开。
黎坪垦区移民，以身体强壮、能耐劳苦、能事耕种或有其它劳工技能而无不良嗜好之农民为接收原则。由于该地皆山，气候寒湿，故原规划以接纳耐湿而有山林生活习惯之长江流域难民为主，后因黄灾难民急待移垦，遂改为接收河南、安徽灾民为主。
当时组织移民，大体执行了如下步骤：第一、先登记垦民，并发放从登记地点至垦殖区的旅费，每户50元，由国家赈济；第二、规划土地，制订移民居住的垦殖方案；第三、修造房舍，购买用物；第四，分配住所、农具、耕畜、种籽、口粮，计口授田，开始耕作。
在规划土地时，当时规定，凡倾斜度在15度以上者，划为林地，归局公营；15度以下者，划为耕地，分给移民耕种；同时，参照境内荒地之集散情形与自然状况，将全垦殖区划为四个垦殖场区：一为黎坪场区，二为冷坝场区，三为元坝场区，四为庙坝场区。黎坪为管理局所在地，故定为第一批移民垦殖场区。为了使移民首先安居下来，一开始即先行造屋，每户住房三间、猪牛圈两间(以木支架，上盖草顶)，配备水桶、铁锅、水缸、斗篷、蓑衣、石磨、床桌等物；同时，提供口粮1200斤(稻米、包谷各半)，并按半年时间，提供油盐、土布等杂用费。上述各项，再加上耕畜、农具、籽种，总计费用每户300元整。先由公家代垫，作为贷款，15年内，分期偿还。移民见能够安居，便一约十，十传百，到1940年底，进山人数，超过四千；各处房舍，也修造了150余座。据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7月报道：修建农舍已达7百余所，接收垦民3万余人。
由于移民来自各地数省，耕作经验各不相同，垦区又地处高寒，一时难以把握，农业生产受自然影响颇大。燕麦黑穗病、包谷黑粉病、洋芋腐烂病，均危害严重。光绪十五年间洋芋大量腐烂，曾导致了众多农户外迁。因此，在垦殖过程中，管理局一直重视农作物品种的试验和防病。为此，又增设了第四课，专职园艺、养殖等技术指导，由原属第三课的赵永铭任课长，雍惠麟专职农作物试验；栗鸿勋专职蔬菜试验，又派冯震中、刘德明、衡怀章等五位技术人员，分别到各垦殖场进行技术实践指导。这样做之后，各垦殖场的农耕生产很快呈现兴旺景象。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到了1941年夏秋，耕种的小麦及洋芋、包谷、黄豆、大头菜等作物均获丰收；多数垦民口粮不仅自足，且开始有了余存。至1942年夏，全垦区垦地已达六万余亩，栽植玉米、大豆约五万亩，洋芋约8600亩。
在黎坪垦区，安汉十分注意组织搞多种经营，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在多个方面进行试验探索并都取得了成果。首先是开发林业，黎坪森林茂密，松树、桦树、山毛榉、漆树、白杨、毛柳等各种树木种类繁多，多年不曾砍伐，木材集量很大，在注意保护森林涵养水源的情况下，有计划地进行间伐，再加工为板材，既满足垦区需求又供应汉中所属各县市场，一举几得。安汉把这项工作交给林业专家秦子明，组织垦区的木匠、板匠办起板材厂，仅半年时间就红火发达，有了盈余积累；再是利用间伐树木的枝杈烧炭，利用垦区铁矿采集办铁厂；收购垦民多余苞谷烤酒和制做酒精；由于因地施材，计划周到，加之用人得体，几项经营都办得红红火火，不仅增加收入，改善了垦区工作人员生活，也极大提高了大家垦荒的热情。
对于不适宜集体组织的经营项目，比如采药割漆、家庭养殖，安汉则指导提倡垦民个人进行。采集的药材如天麻、厚朴、知母、茯苓、黄柏、党参、羌活等，论质收购，送往市场交易或由垦民自行处置。垦区还号召家庭养殖，从山下集镇引进猪崽、鸡仔、种牛、母猪，大力繁殖，再向农户普及，几年光景，整个垦区，山坡牛羊成群，家家鸡啼羊哞，一派兴旺景象。
在垦区各项工作铺开、渐次走上正规之后，又出现新的问题。
移民进入垦区后，大多带了失掉父母的孤儿。管理局局长安汉见这些孤儿孤苦无依，就是有父母的孩子也终日戏耍，于是，兴办教育事业。首先于民国30年10月在黎坪中心区建立儿童教养院一所，其衣食费用，均由管理局支付。为了教养好孤儿，安汉还专程回到梁山老家，请来殷定邦担任院长，又从亲友中选拔了五名可靠人员担任保育员。教养院共收孤儿200余名，分别编班，正规上课；接着，又在管理局旁边建中心小学一所，在各垦殖场建初级小学三所，教职员工的薪俸均由管理局照发。(据部分老人回忆，为了赞颂安汉兴办教育的功绩，垦民中有人曾联名镌刻功德碑一通，立于管理局近旁。经1987年实地勘察，此碑毁于文革。但在原教养院处发现刻有"农林部陕西黎坪垦区管理局儿童教养院"石碑一通。)
另外、管理局还建有大礼堂、民众图书馆各一处。安汉局长专门举办垦务人员训练班一期；又在每周星期六下午，召集本局人员开会，学习讨论"唯物主义辨证法"
安汉开办黎坪垦区由于管理科学有序，接纳各地难民，成果显著，名声鹊起，广受赞扬，各种报刊介绍经验，各地也纷纷仿效，这儿引用一则国民政府电讯：(中央社重庆九日电)
"国营陕西黎坪垦区管理局长安杰三，日前因公来渝，昨晨与记者谈述该区极饶趣味，据称：黎坪区位于川陕交界广元南羌等县之间，北距汉中二百余里，风景优美气候温和，树木葱茏山川秀丽，可喻之为东方瑞士，夏不扬扇，冬无蚊蚋。垦区面积两万方里、荒山逾三十万亩，可容垦民两万人。现有难民垦户五百余…计口授田，备安其业，每户约有地三四十亩，由本局供给衣食住宿耕牛农具种籽及副业贷款，情形甚好。该地物产极丰，除金、银、煤、铁、硫磺矿产外，…现正奖励人民采药割漆，并投采硫磺与铁矿。…自垦区成立后，治安已臻佳境，为川陕两省边区治安奠一基础，荒芜之区现已商肆栉比。"
国民党元老，时任中央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也专为安汉创办的黎坪垦区书对联一副，以示褒扬：
天地有正气，园林无伪情。
安汉献身中国刚刚起步的现代农牧事业，经历八年科考六年农垦，不仅完成了一个矢志农垦、由海外归来的莘莘学子不可或缺的实践历程，也创建了被社会和民众认可的农垦学的声誉与地位。在黎坪四年，可以说是他最辛苦也最充实、对国家贡献最大、生命也最光彩的岁月。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就在他事业如日中天、声誉光彩闪灼、人生最智慧也最成熟的时刻，却遭到暗算，被一伙城狐社鼠阴谋勾结，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底层，罗织罪名，栽脏陷害，以骇人听闻的莫须有罪名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