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7/70358/4769022.html

*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三)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2]，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3]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4]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5]。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根据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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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对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的答复。

　　[2]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3]中苏条约，指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4]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曾任美国总统。

　　[5]指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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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现代，出现过几次“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历史逆流。如德意志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朝鲜的金日成、伊拉克的萨达姆。而中国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可谓空前绝后。
一、毛泽东亲自发起和推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1943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操纵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仅三人，毛是主席）做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决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拥有最后决定权”。从而，奠定了独裁政治制度基石，也奠定了“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基石。
1950年，毛泽东在审查五一节群众集会口号时，特意加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请注意，在此28年前，孙中山先生曾严肃而诚恳地制止过民众呼喊“孙总统万岁”的口号。他认为这是专制复辟现象。
不久，毛泽东明确指示宣传部门负责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现在还是训政时期，要实行愚民政策”——请注意，举国开展造神运动，就是在封锁外部信息的前提下，肆意歪曲事实制造谎言，千方百计歌功颂德，反复灌输进行洗脑，忽悠国人培养奴才——欺骗宣传的功效居功至伟。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关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及严重后果》的秘密报告，对中国的斯大林是一次严重的威胁。
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个人独裁”的译法时，刘少奇与毛泽东产生了一点分歧。毛泽东意在译作“个人崇拜”，刘少奇则主张译成“个人迷信”。最后毫无疑问，大家顺从了毛泽东。显然，毛泽东的用意是：减少刺激和人们的联想，减轻对他的冲击——两字之差，内涵却有巨大区别。“崇拜”的含意很简单，是“尊敬、钦佩”之意，而“迷信”的含意却是盲目的“信仰、崇拜”。
随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写作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头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公开向苏共中央挑战和施压。
在“两论”文中，毛泽东特别加了一段话：“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里，毛泽东武断地给斯大林下了定论：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同时轻描淡写地将斯大林滥杀数百万无辜的滔天罪行淡化为“错误”。而且，强调犯错误的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第三是“不自觉”——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是马列主义者，只要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天大的罪恶，终究也只不过是“几个错误”而已；而且，只不过是“好心办了错事”而已。
尽管毛泽东权势薰天，但受国际影响，中国国内党内，民主思潮终于澎湃兴起。一时没有理论准备的毛泽东不得不暂且退避三舍。于是，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大会决议——这是对毛泽东独裁地位的一次沉重打击。
通过反右派运动，毛泽东重新巩固了统治地位，于是便开始大举反攻。1958年3月17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大批反冒进的同时，大谈特谈“个人崇拜” 问题——这时，“个人崇拜”的译法，显示了独特的作用——他振振有词、口若悬河：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直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这里，毛泽东三次偷梁换柱，偷换概念。开始，谈的是对学者、思想家超凡见解的钦佩、敬重，似乎不容置疑。接着说：“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这样，“崇拜”这一概念，就被暗中偷换成了“迷信”、“盲从”。接下来，又混淆了“真理”和“人”两个概念。一个人，可能一时掌握了某个真理，但“人”绝不等于“真理”。而且任何一个出类拔萃之人都不可能永远正确。人们应当尊重科学、相信真理，但绝不应该永远迷信、盲从于某个个人。再往下，又由学者、思想家，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小小领导者——班长，概念再次被偷换。难道，人们崇拜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就一定要崇拜一个小班长吗？甚至，“不崇拜不得了”！连用两个“不崇拜不得了”，毫无疑问，就是要人们对行政领导者盲从、迷信了——这样，通过三次偷换概念，就由对学者、思想家的一般性敬重、钦佩变成了要对领导者的迷信、盲从。
在社会生活中，任何迷信、盲从，都是有害而不可取的。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纵容对国家领导者的迷信就是纵容个人独裁，鼓励人民对领导者“迷信”，就是鼓励愚昧、鼓励盲从。
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又说：“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弦外之音十分清楚，就是威胁打压反对个人崇拜的人。
毛泽东本人私下说过，“‘个人崇拜’就是‘个人独裁’”——这时“个人崇拜”译法的实际含意，昭然若揭。
第二天，理论家陈伯达受命在会上讲话，大肆鼓吹个人权威的重要性。毛泽东连连插话，明确指出：“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是崇拜他（指王明）。我看崇拜我好一点。”甚至，他赤裸裸地吐露真言：“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就这样，在全球汹涌澎湃的民主大潮中，在6亿多人口的大中华，毛泽东一个人一席话，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仅仅一年多以前，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全体党员代表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集体决议——又明目张胆地独裁起来。
同样极其富于戏剧性的是，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这样的话：“将新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朋友们，这难道不是欺骗吗？
二、中国的现代崇毛造神运动，轰轰烈烈空前绝后
上有所好，下必甚也。
毛泽东推动崇拜自己的造神运动，除了欺骗宣传、实施政治高压，还有一大法宝——提拔重用溜须拍马的奸佞之徒。
1958年，当毛泽东严厉批评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和宣扬个人崇拜之后，在成都会议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批评，而且几个月后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康生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 不久 ，也被擢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于是，造神运动愈演愈烈。
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此后军队系统便大力推行突出政治和推广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发现了模范战士雷锋以后，林彪马上题词“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心有灵犀一点通。毛泽东自然喜在心头，也大笔一挥，写了七个大字：“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于《中国青年报》上。从而，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和学雷锋运动二马并驾齐驱，带动全国人民崇拜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如火如荼的新境界。其显著标志是一些偏执的口号纷纷出笼，如“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方向”、“毛主席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
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引领到了疯狂状态，也将中国现代崇毛造神运动引领到了疯狂状态。
当时，高大伟岸的毛泽东塑像在全国各处拔地而起；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村庄到处都是毛泽东语录的红色海洋；每一个人胸前都佩戴着毛泽东像章，手里都高擎着“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每一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军队营房、学校、生产队直至每一个家庭，都毕恭毕敬地供奉着毛泽东的画像和塑像，都要雷打不动地坚持一日三祈祷早请示晚汇报无数次地山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先背诵毛泽东语录，与“最高指示”对上号——甚至出现车祸发生火灾抢救危重病人也要如此，甚至入厕也要如此—— 一座旱厕，破烂不堪，臭气冲天，只有2个蹲位，已被占满。这时来了第3位。此人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便急不可耐地背诵语录：“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我旁边那位中年人不紧不慢回了一句：“世界上怕只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年人答道：“愚公移山！”外边又掷过来一句：“要斗私批修。”中年人一时语塞，但却机灵，像捡起冒烟的手榴弹一般马上扔了回去：“要斗私批修。”外边似乎是个打砸抢分子，立即火冒三丈吼道：“造反有理！”我赶紧走出厕所，也说了一句：“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敬神——敬毛泽东，是那个荒诞时代的头等大事。
李锐先生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21世纪环球报道》2003年3月3日）：“在西方，“个人崇拜”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
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更是至理名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三、崇毛造神运动给中国给国人带来了什么？
一次，我随学校参加批斗大会。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突然，从后边传来一阵惊呼“反革命！反革命！”不一会儿，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便被绳捆索绑推上了主席台。原来，因为天冷，他下意识地将拿着“红宝书”的手伸进了棉大衣的袖筒之中。一时的疏忽，一个好端端的良民被人揭发，转眼之间变成了“牛鬼蛇神”。与会之人，谁不胆战心惊？
其时，因一言一行不慎而被批斗遭迫害者何止数千数万？——比如汤水菜水撒到报纸上，玷污了毛泽东画像；比如用报纸裱糊墙壁，毛泽东头下脚上；比如整理桌柜，打碎了毛泽东塑像；比如排版，第1版的“打倒”二字反映到了第2版的毛泽东的照片之上；比如养的猫乱拉屎，随口骂一句：“真是一只该死的猫！”等等等等，无一不大祸临头，蒙受不测之苦。
陈祯庆 陈独秀的孙女。因为买毛泽东像章时，说了一句“6角钱一个贵了些”，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个将要临产的孕妇，被拉着在全校游行，在全区游街，因为天天弯腰批斗，两腿肿得发亮流水，以至于浮肿、贫血、青光眼，多年疾病缠身。陈祯庆的丈夫由于受株连患了抑郁症，30多岁便高血压，40多岁两手痉挛，拿不住东西。
忻元华 1934年出生于浙江省鄞县，1952年毕业于甘肃省天水西北人民铁路训练所。1963年2月担任哈密水电段的经济技术员，此前刚刚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按说，在毛泽东时代，相对而言，他是一个幸运者——比几亿农民境况好得多。可是，他也是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有志青年，水深火热的国家，苦难深重的人民使他寝食不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他想：封建帝王唐太宗尚且虚心纳谏，一位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领袖能会没有听取逆耳之言的修养吗？——在信中，他诚挚地希望毛泽东：“承认自己是银河系中普通的一员……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挣脱掉一切威望的魔爪……总结第二个五年，我们失掉的资金要以千亿来计算，但主要的挫伤了六亿颗心……我们应该以扎扎实实的经济工作来代替革命战争中大规模急风暴雨般的政治工作，因为经济象一面镜子或者说象运动会上的比分牌一样，能使全世界人民明显地判断谁的制度更优越。”
因为一封爱国爱民的上书进言，这位可敬的民族英才于1963年7月3日被管制——接受残忍的群众专政，一年零一个月后锒铛入狱——从黑暗世界转入黑暗的班房，在漫长的7年折磨之中，他写下了360首诗词——《铁窗诗选》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监督、批评、自我批评》、《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问题》——最后，1970年5月30日，这位为国为民上书毛泽东的热血青年悲壮地倒在毛泽东政权的枪口之下！
湘西女青年丁祖晓——也是一位有抱负有主见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身处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漩涡之中，她冷静地观察身边纷乱污浊的世界，观察荒诞的造神运动。特别是对于把早请示、晚汇报等宗教仪式规定为“五个第一”，要求人人必做，天天必做，她极为反感，她认为这是迷信是愚味是封建专制，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1969年4月，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的可敬的青春少女秉笔修书一封，直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编辑部。信中写道：
“……特别是现在，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做五个第一，把饭菜摆齐了，做了五个第一才能吃……毛主席还没有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太不应该了。
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著’罗一层，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
信发于4月21日，7月5日深夜姑娘因此而被捕。在狱中，她慷慨陈词：“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一个人！”10个月后，1970年5月8日被枪决。
这一封上书进言之信，遭难者并非24岁的丁祖晓一人。同样正直敢言、更年轻的另一位可敬的姑娘李启顺也因此被枪杀。丁祖晓的姐姐丁祖霞被判刑20年，李启顺17岁的弟弟李启才被判刑10年。
此类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
通过崇毛造神运动，毛泽东被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顶端，平民百姓却变成了不敢随便哼哼的不如牛马猪羊的“东西”（我的一位农民朋友说毛时代：“养个猪还叫哼哼呢，大活人不敢哼哼不能哼哼。”）——且莫说被打成阶级敌人的数百万社会贱民。
其实，平民百姓如此，共产党的老朋友、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共产党的高官也如此。
胡风 原名张光人，又名张光莹、谷非。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鲁迅的亲密战友，共产党的老朋友。
胡风先生是一位勤于思考极有个性极有见地的文艺理论家，其许多观点，经过60多年的岁月风尘，至今仍闪耀着真知灼见的智慧之光。
1943年，通过整风运动，整肃了大批共产党人以后，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大权独揽的最高领袖。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文艺主张——有的见解与胡风接近，有的则相左。
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毛泽东，从不容忍在自己统治下有不同声音。对于胡风，起初他以为派下边的人做做工作便会解决问题。可是，几次下来，正直的胡风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看法，并不接受强加给自己而自己又认为错误的主张。胡风的态度，使毛大为恼火。夺得政权以后、躇躇满志的毛泽东，便指示公开批判胡风。而后，由于胡风拒不逢迎，文艺批判转变为政治斗争。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中，共触及130万无辜之人，重点批斗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而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多次受摧残，不少人死于非命。胡风先生遭遇了20多年牢狱之灾。
葛佩琦 原名葛畔珩。1935年爆发的 “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著名学生领袖。
之后，他便投身共产党革命，长期在敌占区从事地下工作。因业绩赫赫，而成为日伪特务组织暗杀黑名单中的显要人物。许多重要情报，都是经由葛佩琦之手分别发给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很快就变成了国共拼死相争的战场。这时，葛佩琦的官阶是国民党军队东北保安司令部（杜聿明为司令）政治部少将督察，专司东北国民党部队的政治工作。葛佩琦以职务为掩护，不断为共产党传送出十分重要的情报，为中共东北战场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中共取得政权后，功劳卓著的葛佩琦却因上级直接领导下落不明而与中共地下党失去了一切联系。故而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原名华北联大）担任物理教师。从此，这位共产党的功臣变成了“党外人士”，并且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运动对象，要接受政治审查。
1957年春，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再三再四亲自出面，热情邀请党外人士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是戒”,帮助共产党整风。根据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部署，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也接连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接到党委三次“请柬”。最后，在会上，他以自家人的赤诚态度作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发言。他给学校党委直率地提了一些批评意见，还忧心忡忡地阐述了“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道理——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连续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消息，大字标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中有5个小标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所有发言内容，最后一个小标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报道说：“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作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有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这段报道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
在毛泽东亲自授意之下，《人民日报》6月5日、6日、7日，接连刊出“读者来信”批判葛佩琦。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下达了反右派令。同日第七版，又刊登了《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的长约三千字的报道，在《葛佩琦连续发表反共言论》的小标题下，登载了葛佩琦的“反共”言论：“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这是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葛氏言论——正是毛亲自代笔，制造出来了与原意大相径庭的新意。
葛佩琦早已发现报道严重失实，5月27日就找过学校党委。但他受了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的欺骗。6月9日上午又找过《人民日报》社，根本无人理会。因为“葛佩琦”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葛佩琦的言论”是毛泽东亲自提笔修改，谁还敢再提出异议？
于是，共产党的大功臣由“党外人士”又变成了“党的敌人”，变成了钦定的第一号大右派。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被抓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两年间，审讯共进行了66次。葛佩琦始终据理抗争，义正词严：“《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分为两条：第一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任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污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过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毛的指示竟然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
葛佩琦先生在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中如何“幸福”，细枝末节，不再详述。总之，“幸福”的老人，原来幸福的一家，妻离子散，最后，葛老几乎双目失明，空余年迈病弱孑然一身。
彭真 建国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他是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副总书记，主管政法、宣传、京都党政等多项重要工作。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期间，彭真说过（1962年1月18日）：“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如果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错误都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此话针对人为的三年大饥荒、大死亡而言。毛泽东闻之恼恨不已。而后，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他又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收集大跃进的材料——对一个忧国忧民、有责任心的官员来说，这本是应职应分正当正义之举。可是，此事传入毛泽东耳中以后，更加恨入骨髓。他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清除一大批人。因此，彭真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第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
此类例子，也举不胜举。
其实，以上所述并不是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灾难。
在轰轰烈烈的崇毛造神运动中，现代文明时期的所有中国人却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毛泽东一个人。于是，毛泽东只手遮天天马行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于是，祸国殃民，新中国灾难连连；于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坠落到了最低谷，变成了全世界实际上第一贫穷民族！
四、毛泽东值得崇拜吗？
在崇毛派与思宁先生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位理屈词穷之士竟然说：“看一个人的人品良知，看看他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就知道了。”由此，笔者想起一位湖南文人写的一本书，书名《毛泽东的人格》，洋洋十几万字，极尽赞颂之能事。许多人可能会油然想到毛某人的著名语录：“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千千万万人曾被感动过激励过鞭策过，真可谓声若洪钟响彻天地——但问题是：毛泽东的人品究竟如何？值得一提。
（一）、荒淫
这是一个早已广为人知的问题，常言道：无风不起浪——孔老夫子曾被毛某人千方百计抹黑，可是，有谁说起过孔圣人荒淫？
这个问题，既然被提起而又大加赞颂，那么，就不能不搞清楚。
毛某人玩弄过的女性一共有几个连？上不上一个营？本文不予探究。但有几件事情，却一直无人公开辩解，自然，应该被认为属实（林克、吴旭君曾就个别丑闻辩解过，可信吗？）——
其一，两次重婚
贺子珍 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在大举围剿红军的同时，也在四处追捕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这位弱女子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东躲西藏，颠沛流离，受尽苦难。后来湖南军阀何键逮捕了杨女士。当时，何键开出一个条件：只要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放人。但这位忠诚于毛泽东的痴情女子至死不从，宁死不屈。于是，1930年被枪杀于湖南长沙。
可是，九泉之下的杨女士何曾知道，早在三年前，1927年底，与她分别不久的花心汉已经在井岗山上，与“红军美女”贺子珍鬼混到了一起。
这是“高尚”、“ 有道德”的毛泽东第一次重婚。
江青 终于成为“正式夫人”的贺子珍，四年后被迫伴随毛泽东逃亡，艰难跋涉两万五千里，途中带着身孕，还生了一个孩子，个中艰辛可想而知。到达陕北后，本该过上安定的夫妻生活，不料，毛泽东不久又与劣迹斑斑行为放荡的江青勾搭到了一起。为此，广大愤怒的红军指战员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集体开会，为毛、江制定了一个“约法三章”。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一大笑柄。
这是“高尚”、“有道德”的毛泽东第二次重婚。
其二，才女孟虹 据师东兵《西苑春秋》一书，孟虹出身于辽宁大连名医之家，才貌双全。初为高岗的保健医生，两情相悦，情深义笃。后随高岗进京，供职于卫生部高干医疗保健局中南海医务处。很快，就被毛某人所染指。并因此而失去了自由。规定其不得离开西苑（中南海），不得往外打电话，不得会见亲朋戚友。一举一动都有人监护。其时，这已是中南海公开的秘密。刘少奇与周恩来交谈时鄙夷地说：“真正的无聊加无耻！”不久，孟虹趁回家探亲之际，化装成重病人，骗过监视的耳目逃至海上。但马上即被中央警卫局的特警发现而擒获 。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旋即，十几条乔装成海上大盗的壮汉自天而降，又将孟虹拿下飘然而去——孟虹失踪了！在中海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后来终于发现，孟虹落脚于大连外海獐子岛的姑子庙里，已经削发为尼。因此，在一个风高月黑夜，这个才貌双全苟且偷生的弱女子再次遭遇暴力突袭——悍匪没有要她的命，而是在她的喉管声带部位注射了一针药物。一个绝色美女就此变成了哑巴，而且变成了面目憔悴皮包骨头的一个老妪。
批判高饶（饶漱石）运动开始以后，周恩来派人将孟虹接至北京西郊玉泉山四号院。周恩来气愤的问：“小孟同志，你可以肯定，不是高主席的总政对你施以毒手？”孟虹摇摇头，以笔作答：“不是，肯定不是。总理，你不要再问了。”周恩来连连叹息：“罪过！真是罪过！”
谁残害了这个美貌而宁死也不愿再为毛泽东服务的姑娘？可想而知。完全能够认定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限制一个保健医生的自由？为什么要霸占一个姑娘？
以上所述摘录于《西苑春秋》一书，系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师东兵的作品，2002年2月第一版，全国新华书店经销。至今未见辟谣，其基本情节理当有根有据。
其三、张XX
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一个娇小玲珑、端庄秀丽的妙龄女郎登上专列为他服务。毛泽东顿觉眼前一亮，一见钟情。此后，高龄六十有五的垂暮老者竟然“老夫聊发少年狂”，茶饭不思，坐卧不宁，陷入深深的相思愁绪之中。后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一手操办，终将芳年十八新婚三个月的张XX女士掳到了身边。从此长期霸占，长达一十八年，直至1976年他撒手人寰。
这一大丑闻早已在国内海外广泛流传。问题的症结是，不管张女士是否心甘情愿，还有一个年轻英俊的丈夫一直没有离婚，一直在苦苦等待自己心爱的妻子！——在文明的现代，难道还有人敢霸占良家妇女吗？还有官员敢如此伤天害理吗？
可以拿毛泽东与克林顿一比。克林顿是与一个单身女子偷情于一时，毛泽东则是一再重婚则是霸占他人新婚娇妻十八年。如果说，克林顿只是一个爱偷腥的小LM，毛泽东岂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大大LM吗？——克林顿受到了全球铺天盖地的嘲讽抨击，毛泽东却享受着全中国热火朝天的顶礼膜拜。
似这等德行，其人格值得一提吗？
（二）、言而无信
195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神圣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许多重要内容的明文规定完全是镜花水月。如：“第一章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章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似这等德行，其人格值得一提吗？
（三）、贪婪而吝啬
世界史上，唯独毛泽东没完没了地进行革命，美其名曰：“无产阶级革命”。的确，新中国全体国民都被整成了赤贫赤贫的无产者。然而，所谓“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却利用绝对特权巧取豪夺迅猛暴富，在世界第一贫穷国家里创造了一个世界级大资本家——1、其人利用造神运动半强制性地反复发行个人著作；2、致富从不纳税；3、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为名，下令全国废止稿费制度，而独自一人享有高标准稿酬——并且创造了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奇迹,其财富与与中国普通农民家庭之比是7700万：0 ！——即使按照既得利益者汪东兴的不可信之词，也有200万：0巨大差距（无人为汪东兴作证，而三家省级中共党校党史研究机构的说法却完全一致）！
毛泽东不仅与本国国民形成了巨大反差，而且与西方富豪也形成了巨大反差——西方富豪绝大多数都关心贫弱群体，常常大手笔捐赠给慈善机构。但是，在新中国三年大饥荒时期，超级大富豪毛泽东却一毛不拔。
似这等德行，其人格值得一提吗？
（四）、无赖
中国共产党三路红军会师以后，新组建的21800余人的红西路军在毛泽东亲自遥控指挥之下，痛遭败绩，全军覆没。可是，毛泽东却将责任完全推到了早已靠边站的张国焘身上。因而，惨遭敌人屠杀的革命先烈蒙冤于九泉之下。许许多多死里逃生的西路军将士更加不幸，革命胜利以后被打成了阶级敌人长期遭受迫害。
与此类似的行径，在红军肃反事件、高饶事件、林彪事件中都有表现。
似这等德行，其人格值得一提吗？
（五）、阴毒
1957年，公然对人民施展阴谋——先是布下陷阱一再热诚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然后以发表反党言论为由将几十万～一百多万知识分子打下十八层地狱，使一代民族精英遭遇了长达22年的非人折磨。
1966年，为了打倒一大批不顺眼的党内同志，策划于密室，采取非常手段向整个中共中央发动突然袭击，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滔天浊浪。先号召“造反有理”，利用年轻幼稚的青少年大乱天下，达到目的以后便卸磨杀驴，将千千万万造反先锋打成“5.16”反革命分子，将更多的青少年驱赶到荒凉的农村，让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就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日）
似这等德行，其人格值得一提吗？
（六）、残忍
1930年，为了清除异己，发动“肃AB团”运动，杀害革命同志5000多名。
1958年冬～1961年三年大饥荒时期，在长达两年半的水深火热的岁月里，竟然铁石心肠不采取任何有效的救灾措施；竟然不让开仓放粮；竟然不让进口粮食；竟然打肿脸充胖子，反而大量出口粮食援外；竟然在大灾之时开展惨无人道的反瞒产运动，从饥饿的农民手里抢走饲料粮种子粮和保命的一点点口粮；竟然制定恶法，不许饥民逃荒要饭！活生生饿死了几千万农民！
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一再鼓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烈行动”；竟然教唆鼓励大屠杀；竟然纵容对自己的战友同志动用酷刑；竟然号召人民展开全国内战！
同胞们，朋友们，毛泽东值得崇拜吗？
五、现代世界大势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
近100年前，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准确地点明了现代世界的主要特点和大势所趋：民主与科学——即新文化运动呼唤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现在，它们已经成了人类生活的主旋律，成了排山倒海的时代大潮。
众所周知，民主是对专制独裁的彻底革命。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究竟如何呢？
马克思曾言简意赅地指出过：“民主，就是人民当政”。他还说过“君主制是不好的国家制度”“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个批判对象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他们都明确表示了对独裁专制制度的深恶痛绝。
马克思还有一句名言：“怀疑一切”——伟大导师着意告诫人们的正是：不要迷信！不要盲从！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大量论断，都是对专制独裁的明确反对和严厉批判。
六、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终于日暮途穷
1978年，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辩论拨云见晨曦，中国人民恍然醒悟：原来，毛泽东并不伟大，更不是什么开天辟地第一伟人。改革开放，铁幕坍塌，黑夜驱散，阳光普照，中国人民终于大彻大悟：受骗了，上当了，一切都颠倒了！
时代变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终于走上了穷途末路。
七、崇毛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流
崇毛应该批判，但绝不可因此而否定整个中国共产党。纵观中共党史，个人崇拜并不真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在毛之前，中共历届党首都比较尊重集体领导，同志之间都能够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张闻天，相当开明。
在毛泽东主政时期，中共党内也一直不断地与毛泽东的独裁霸权进行斗争。
现在，邓颖超日记已经启封，其中记录了周恩来表示忏悔的大量谈话。撷取三例如下：
1975 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又通过了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违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1975 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华民族大量优秀分子。公理自在，良知自在。时代变了（已经不是皇权专制时期），在地球文明新时代，中共决不会容忍对一个人的崇拜长期横行。
胡耀邦的出现，既使中国共产党的良心大放光彩，也使中国共产党的良知大放光彩。
八、后毛泽东时代，崇毛苟延残喘还能有几时？
然而，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当今，崇毛恶流却又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这种现象不足为奇，希特勒呜呼哀哉已过60多年，狂热的新纳粹分子不是一直没有消失吗？
不过，国人不能不认真分析崇毛复兴的原因——从动力上说，旧时代的当权者不少人还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拼死拼活维护自己的特权，拼死拼活护卫自己摇摇欲坠的天堂。他们心知肚明，继续深化改革，必将剥夺一切特权，必将颠覆特权者的天堂。随着四人帮垮台而垮台的破产权贵，套用毛泽东的话，即“人还在，心不死”。更是挖空心思美化毛泽东，竭尽全力反对改革开放。他们日思夜想、虎视眈眈，妄图夺回失去的一切。不过，这两派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前者肯定经济改革的成就，拒绝政治改革——对毛泽东毁誉参半；后者则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坚持毛泽东百分之百正确。
从社会基础上说，改革初期天下齐颂解放万众共赞改革的壮观景象的确已经不再——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神通广大的特权阶层依然存在，随着国家经济规模扩大，他们的财富由是急剧膨胀。同时，权利与资本沆瀣一气，疯狂掠夺工人农民。因此，贪腐猖獗、贫富悬殊、社会严重不公，自然激起民怨沸腾，许许多多改革开放的积极拥护者纷纷走到了对立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毕竟时代变了！——尽管毛泽东时代尚未真相毕露，尽管改革开放不尽人意。
更多的人认识到，当代中国总是在不断的进步。国家实力不断加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毛泽东时代则是步步落后一蹶不振，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
更多的人认识到，当代中国人民生活总是在不断的改善。绝大多数人能天天顿顿吃细米白面了，有电视机了，有洗衣机了，有点财产了——毛泽东时代，工人20年不涨工资，农民连食盐煤油肥皂都没有钱买，连清一色的红薯土豆都吃不饱。
更多的人认识到，当代中国政治、人权状况总是在不断的改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了，取消政治罪了，老百姓敢说点心里话了，敢议论国事了，敢批评政府了，活得有点像“人”的样子了！——毛泽东时代，人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像这样说这样写，不吃老毛的枪子，也得蹲班房，也得被剥掉几层皮！
更多的人认识到，如果说当代中国是白昼有一半阴霾，那么，毛泽东时代则是沉沉黑夜，回归过去，只能是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更多的人认识到，再也不能像当年红卫兵那样，傻呼呼的被人利用了，再也不能“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做别人的炮弹了！
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思宁先生说得好：“改革开放过程中当然有错误，而且有严重的错误。但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通过建设民主政治来纠正，而不能倒退到用毛的“文革”的旧错误来纠正新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个道理。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试看今日之崇毛，既无毛某人的权威，又无闭关锁国的环境，尔等忽悠人民还能撑几时？——除了谩骂，便是干吼，便是空洞说教，便是胡搅蛮缠，有意思吗？——气数将尽矣！

——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
辛子陵http://www.morbell.com/forum/viewthread.php?tid=322226&extra=page%3D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三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错误，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让刘少奇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担起来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时毛泽东住在武汉的东湖甲舍。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浦寿昌奉周总理派遣于9月22日到达武汉，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他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请了民主党派，还清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
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第二天，即23日，蒙哥马利的专机到达武汉，在胜利饭店下榻。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这份简报，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头疼，烦躁，坐卧不宁，产生一种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恐惧感。他对叶群说：“搞得不好我真会是高岗的下场。”
党内老狐狸康生，自告奋勇要当《刘少奇选集》编委会主任。
陈伯达控制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1962年8月1日全文发表经刘少奇修改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刘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怀德，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来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大跃进和公社化的乱局。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请”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以诗文唱和，只对党外民主人士，像柳亚子、郭沫若等，与党内高级干部很少题诗、赠诗一类的事。林彪又是个从无诗文雅兴的军人性格，毛泽东忽然题赠《神龟寿》，有深意存焉。
毛题《神龟寿》一诗赠林传出来后，《解放军报》曾邀笔者写一篇注释性文章，介绍一下这首诗。为此，笔者见到毛书《神龟寿》的影印件，并写了一篇短文：《关于曹操的<龟虽寿>——答李祖建同志问》，共一千多字，发表在1964年1月1日《解放军报》文化副刊上。当时当然只能是就诗文论诗文。时至今日，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毛泽东题赠《神龟寿》，是向林彪进行“路线交底”，透露他改变接班人部署的初步决心。
诗的头一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是毛自比，虽目前健康，有望长寿，但总有寿终的一天，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第二句是关键：“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这乘雾的“腾蛇”指得谁？是暗指刘少奇的，意在告诉林彪：别看刘在第一线很活跃，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但他不是“真龙天子”，是乘雾的“腾蛇”，对此你心中要有数。后八句则是勉励林彪好生保养身体，准备担当大任。
林彪接此诗后，多日领悟、理解，着实兴奋了几天。后来拍成放大影印件给许多人传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静下来，时刻提醒自己，谨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个高岗。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
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七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损失一千二百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国人，以谢天下。

在调整初期的1961年9月，毛泽东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提问时曾明确肯定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之《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41页

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
九大新党章总纲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算是毛泽东对林彪支持他打倒刘少奇的报偿。
过去一直说是江青积极主张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章，《林彪日记》说清了事实真相。1969年3月21日，林彪记载：
　　　　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这是毛泽东与江青串演的一出双簧。在讨论过程中，根据毛的决定，江青积极鼓吹过是事实。据原中办副主任张耀词回忆：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
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这件事情可评可点。
第一，九大党章对林彪的毛泽东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对毛泽东终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泽东用曲笔在党章中载明，他这个主席要当到老死。
第二，毛泽东想以此换取林彪集团对江青后党的支持，特别是换取林彪对江青进入权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4月24日进行选举。到会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毛泽东获全票，周恩来获一千五百零九票，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平起平坐，与叶群投了自己的反对票，获一千五百零八票。江青盘算，减去丈夫和自己的两票，应得一千五百零八票，而实得一千五百零二票，少得了六票，一定是林彪和黄、吴、叶、李、邱没投自己的票。后经秘密查票，果然如是。从此对林彪、叶群心结日深。
据陈伯达狱中自述：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
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定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这个“接力棒”的传递过程，林彪只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传到江青手里，“革命”才算完成。到那时经济建设问题才能提上日程。但这回林彪没跟上主席，认认真真地想接班，刚把第一棒拿到手，就想让运动停下来。所以九大进行当中，后党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实际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就开始了。江青那样卖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报李，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没这样做，只提名黄永胜为常委，江青只好自己出头大闹，黄永胜当常委她也得当。毛泽东是不能允许林彪在常委中有两票的。最后拍板，两个都不进。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组成。
九大以后，毛泽东要亲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与后党合作，保毛家的江山。为此，他带上张春桥，打破他从不看望下属的惯例，亲自到林彪的苏州别墅看望林彪。寒喧过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竟一时语塞。心想我还没有接班呢，怎么现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没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为了代替刘少奇，刘少奇倒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自己只是个二传手。
短暂的沉默后毛泽东又说：“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这句最重要的话林彪并没有听懂。林彪绕山绕水地说：“还是要靠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这是毛泽东与林彪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转折点。近来一些学者进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林彪，许多事实是可以成立、可以讨论的；但不能说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觉。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为虐的罪人。毛与林的斗争是两个封建派系的矛盾，有成败，无是非。延续毛姓王朝与建立林姓王朝均非中国人民之福，林彪反对江青后党临朝固然是对的，但他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邻某国，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反对任何家天下的民主宪政的立场，林彪集团被粉碎，是清除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一大障碍，既消除了建立林氏王朝的可能性，又削弱了延续毛氏王朝的可能性，这对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宪政是有利的。
全国夺权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大大地膨胀了。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在大军区正副职中有五十四人出身于四野系统。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掩藏很深的心机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终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只是“二传手”，从刘少奇手里把球抢过来，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林彪没看清这一点，九大以后不是为建立毛氏王朝保驾护航，而是认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泽东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碍。毛泽东为把第二个接班人拉下马的斗争开始了。
毛林摊牌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9月22日，在毛泽东庐山新别墅的书房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五个常委除毛泽东外，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主张设，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林彪没多说话，附和大家意见。
这样，五个常委中除毛泽东本人外，其余四人都同意设国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国家主席。其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毛四次公开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背后又布置林彪发起动议推荐他当国家主席。大家对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摸准。袁世凯是在“两推两让”后答应做皇帝的。
据颇知林彪集团内幕的大陆报告文学作家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对黄吴李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们知道，当时军队和中央党政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对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动员我，想和我结盟，推张春桥当总理。
我看清了，如果张当了总理，以后江青就会当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绝对不能在那样一个女人下工作。
这段话是理解扑朔迷离的庐山会议的关键。从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两次推举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来看，毛两次与林彪个别交谈说“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当党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当。所谓“可信”，是说这个话确实说了，不是说毛诚心禅让；恰恰相反，这是毛诱使林彪犯“抢班夺权”错误的大阴谋、大陷阱。当林彪“奉命做事”，带头发起建议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毛泽东判定这是林彪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抢班夺权”。抢哪个班？抢党主席的班；夺什么权？夺党主席的权。毛泽东所看重的是党主席和与此相连带的军委主席的权，不是那个虚君元首国家主席的权。因为毛私下对林作过承诺，把党的主席让给林彪，自己“当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要毛当国家主席，就意味着逼他让出党主席的位置，毛泽东的雷霆之怒起自这里。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南巡讲话中，毛泽东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说：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议程和九大路线。
“九?一三”之后，当毛泽东审定准备下发的南巡讲话稿时，亲自把讲话记录中对林彪“要当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设国家主席”，有意混淆视听。毛讲话时，是讲林彪要当党的主席，但林彪在庐山讲话并没有表示出这样的意向来，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审定记录稿时改成“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这就引出一个新问题来，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做国家主席。在毛泽东看来，周、康提议设国家主席，让他当国家主席，是善意的，没有逼他交出党主席位置的潜台词，而林彪有这个潜台词，是恶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于夺权”的野心家了。毛泽东在1971年11月14日在成都与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谈话时说：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党的）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国家）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林彪认为，打倒刘少奇之后，召开九大选举主席团主席时毛在大庭广众面前动议林彪当主席团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九大党章，两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谈话，都是毛泽东真诚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轻信，他认为毛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万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全党搞翻，毛应该比谁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能稳得住局面。离开林彪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泽东会耍他，会给他下套。当他看清了毛的阴谋诡计的时候，愤愤地跟家人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痞子劲不够上，”
据王兆军在《谁杀了林彪？》一书第二十章记述，林彪确实不想当国家主席，而准备当党的主席。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中，林彪对林立果说：老虎，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记住了：我治理不了这个国家。不要说现在千疮百孔，就是正常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国家。这样大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事业，都是非常复杂的。我不喜欢行政事务，不喜欢交往，身体情况也不好，不能管理国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从来没想当什么国家主席。
我只懂得点军事，对国家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热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话不当国家主席，说得明明白白；后一段话，说要保证“国家的统一……保障军队发挥正常作用”，显示了要压台、掌舵，当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准备这样当接班人的。
在形势开始逆转，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前夕，陈伯达正在观山景，汪东兴跑来找他，惶恐不安地说：“我碰上江青了，她说我们的发言是跟她分道扬镳，这是怎么回事？”
陈伯达满有底气地说：“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天经地义的正确，不要怕。张春桥就是靠着江青的支持，才不把林总放在眼里，他就是野心家、阴谋家。你放心，毛主席不会只要老婆，不要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这也是大局。”
汪东兴连连点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是跟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
这时陈汪仍认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毛泽东宁可抛弃老婆，也不会抛弃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乱局，毛泽东之后只有林彪能压得住台。像毛那样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在大局问题上是不会犯糊涂的；再加上毛泽东对江青小打小闹的批评，更加深了人们这样的认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林彪只是个“二传手”，他的任务是把权杖从刘少奇手里夺过来，传给江青，当林彪攥着权杖不肯交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逼林彪交出来；当然，他不会直接把权杖传给江青，他要再找一个“二传手”，一个他认为能在他殡天以后，自觉自愿地把权杖捧给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宝座的人。毛泽东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担“家天下”的骂名。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和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以及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区司令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ii] 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七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擢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在邓第二次复出后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当时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不仅要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1973年12月22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一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初，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年4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在26日得以通过。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起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9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地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画了圈。10月17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4月1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江青后党批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
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3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
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iii]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月27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在江青6月28日的书面检讨中有这样的字句：“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指示江青到邓小平家里与邓谈心。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着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萧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接，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萧何”。[iv]
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一再顶牛，毛泽东对邓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月12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视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视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月7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部不显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杀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以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气。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角，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二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一二九师政委，而一二九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逼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整了刘伯承，整了陈毅和粟裕，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
据姚文元回忆：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让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忠实地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1975年5月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四人帮”。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把毛这次讲话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根据。据党史学者考证，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说：“我们在查阅档案时却发现毛主席还有很多话，如说江青等人反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题大做等。联系到华国锋引用的话，恰恰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认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并不急于解决。毛泽东讲话的本意同华的结论差别太大。”[v]
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vi]
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六万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情，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1974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团”。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够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他蜕变成为20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6页
[ii]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
[iii]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2～1733页
[iv]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v] 见《百年潮》月刊2001年第8期第76页姚鸿文章：《廖盖隆业绩和风范追思座谈会述要》
[vi]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579页
你办事，我放心”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
据姚文元回忆：
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毛泽东在“四五”事件后，传位的安排又有变化。据张玉凤回忆：主席从（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两个名单，把毛远新列在首位，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听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ii]
对此，毛泽东有预见，有防范。
　　1973年12月21日，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着许世友说：“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随后，话锋一转：“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作周勃嘛。”[iii]
汉初的随何、陆贾是文臣，周勃(被封为绛侯)、灌婴是武将。毛说的典故出自《晋书.刘元海传》。刘元海就是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政权的刘渊。他本是匈奴人，小时候却对诸子史传，无不综览，曾对同窗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孙中山在徐锡麟蒙难后送的挽联中，用了这个典故“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鄙”字改成了“恨”字。毛引的是孙中山的说法。[iv]
周勃的功劳是“诛吕安刘”。刘邦死后，太子盈十三岁即位，是为孝惠皇帝。子少母壮，吕后专权，任命其弟吕台、吕产为将，掌南北军（南军保卫宫廷，北军卫戍京城）。惠帝二十岁抑郁而死。吕后立惠帝养子继位，称少帝。四年后，废少帝，幽杀之。吕后将三兄弟吕台、吕产、吕禄封王。刘邦生前有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陆贾游说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诛吕安刘。密谋后，周勃以国防部长（太尉）的身份入北军，厉声曰“为吕氏右袒（褪下右边衣袖），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周勃下令逮捕吕氏诸男女尽杀之。
这个典故在军中流传是对粉碎“四人帮”有利的舆论。江青不能团结邓小平共事，破坏了林彪死后毛泽东的传位交班布局，毛觉得江青终难成事，最后决意让准太子毛远新继位，担心江青不服，会串通王洪文、张春桥闹事，所以不让王、张进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帮”，使江青翻不起浪来。这是张玉凤两份名单的来由。但这导致了后党集团的分裂——太后和准太子的分裂，华国锋、汪东兴和“四人帮”的分裂。毛认为毛远新继位是正统，凭他打下的根基，会有人像周勃“诛吕安刘”那样，除江青后党，保准太子毛远新登基。
华国锋和汪东兴在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不管华国锋、汪东兴的主观意图是什么，在中国历史拐点上使中国没有坠入封建主义深渊，这一功不应该抹刹。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带头拥立华国锋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不管推举谁出来当主席，只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历史的进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暗淡下来。

2008年8月5日第二稿

——纪念林昭成仁四十二周年

刘利华

《歌哭在四月》系列之十（祭园守园人编）

祭园守园人按：
我依然不认同利华君的“御审”观，但我理解也钦敬她对林昭最女性、最深刻、深富学养与独创性理论架构的视角，并深深感动于她被自由魂点燃的使命精神。


林昭对自由的追求，不但是以生命活出来的，且是以生命死出来的。对于我们活着的人来不啻一种幸运的是，她追求自由的心迹，再也抹不掉地留在她杜鹃啼血成就起来的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朽诗篇中了。从自由体长诗“海鸥之歌”，“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到古体诗“秋声辞”，“自诔”，“血诗题衣（九首）并跋“，以及发挥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之意，血书题于监号墙壁上的四首”自由吟“... ...读之诵之，不但让我们感到林昭心之善美刚正，思之高远深遂，情之脉脉动人，辞之磅礴潇洒 - 这些都跃然纸上，而且这些文字所具有的精神能量，有缘者读之，有如沐净化灵魂之浴，吮吸丰富的人类精神营养乳汁，感悟本真与神圣的韵味，... ...大有使人心澄明，视域扩大，境界提升之效。这种因崇高，美丽，聪慧，纯粹达到了相当的境界因而具有了感化人的功能，我们归之为“天使性”。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美神，智慧之神，艺术之神似都是女神，或女性天使。虽然从流传下来的关于她们的故事中，我们知道她们的人品境界或修养层次跟浸染于七情六欲，未摆脱“无明”与“有情”的人相差不多，即远不未达苏格拉底的水平，但我们还是认可，她们是各司其职的天使。那么林昭这个质本洁来还洁去，未曾污淖陷渠沟的中华天使又所司何职呢？她所司之职，今天看来，很容易概括，她是以短暂，忙碌，病弱却光芒四射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无以复制的倾情，倾能，倾命的行为艺术作品，这个作品的主题，就是：自由。
林昭是司自由的天使！
她的司自由之职可不像希腊女神们那样轻松，超脱。她有着一点不少于苏格拉底的对自由的热爱和执着，一点不低于苏格拉底的人品与境界，可她生活的环境却远不如苏格拉底的那样温情与平和。这个美丽天使在监狱中饱受折磨，忍苦之血向内流进自己的心，向外流先是化作墨变成可以示人的文字，最后又在只值五分钱的子弹射向她后，血流向下，浇灌了我们中国的大地。林昭呀！你这个天使在司自由之职时，怎么竟然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搭了进去？怎么竟然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作了“自由祭”？
但是她毫不犹豫，也永不会后悔，哪怕再让她到中国来做三十次自由天使，她还是不会改变她的这种尽职尽责，用她自己的诗句表达，即是：
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
我也只会全都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林昭：“海鸥之歌”）
理解自由天使林昭，有必要讨论一下自由的内涵。
自由，如若只把它理解为不甘约束而渴望随心所欲，那还只是人与所有具有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动物所共有的动物本能。这种本能当然也属于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却并不是把人与其他非人存在区分开来的特质。标志着人的特有本质的自由，不是指这种生理和心理本能，而是指由于具有特有的理性，情感，意志，实践等能力，人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存在的规律和领悟，选择，实现生活的意义。
这种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自由，在人存在的系列里是一种最基本的或最低的终极价值。这样概括，一方面是说，这是为人的底线，不能再往下掉了，丧失这些自由，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理性有可能做出恶的选择，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其结果并不一定就是善的。但是，如果人为地，特别是有组织地，制度化地剥夺，践踏人的自由本质，就必定是蔑视人性，反人道的罪恶。当这样的反人道的情况发生了，与之进行斗争就必定是正义的。
人听到“兔崽子”，“狗东西”之类骂人的话，会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而人被剥夺了自由，不能实现作为人的本质，不能人样地活出人的尊严的时候，受到的是辱骂成真，即真的被非人化了的伤害。比如将人像宠物一样豢养，像花瓶一样摆设，像橡皮图章那样使用，像牛马那样驱赶，... ...人的生命在生理上虽然仍可维持“活着”的状态，却并没有把人当作人来对待。所以，说“人本质上是自由的”，第一，意味着每个人，只要是人，在其具有自由本质的意义上是平等的，人不能将其他人当作异类，工具对待。第二，意味着必须尊重人之为人运用理性思考，判断，表达和选择的权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裴多菲那首“自由与爱情”才具有了恒久的感染力：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人的自由本质要通过三条途径才能充分而完满地实现。一是“消极自由”或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 - 指人的基本权利免于强制和干涉和人格尊严不被践踏的自由，要得到充分保证;二是“积极自由”或认识论，实践论意义上的自由 - 即人主动和能动地选择，创造，和实现意义的自由，要得到肯定和鼓励，三是心灵自由或“内在自由” - 亦可称之为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由，要得到赞美和支持。心灵自由体现的是主体与自身的精神内向度关系，其内涵是人自觉地在道德上择善而行。心灵自由需要通过自觉自愿地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自律与身体力行，不断地通过自我修炼而向神圣境界提升与超越才能达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外向度自由，心灵自由则是人的内向度自由。人的自由本质的完满实现，要求两个向度的自由的全面达成。“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有这样的关系： 前者是人的自由本质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必须以维护和保证前者为前提，不能不顾或反其道而行之。而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关系则是，就人类整体而言，人所达到的心灵自由的水平的培养和提升需要外在自由作条件，而外在自由的实现又需要民主制度作保障。
在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的社会条件下，多数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免于强制和干涉，他们的人格尊严受到制度性蔑视。在人们理性地独立思考，讲真话就要付出自由甚至生命代价的情况下，人的主动和能动地选择，创造和实现意义的自由会极大地被压抑和窒息，大多数人的灵魂都会被扭曲。丧失起码良知的人格会如鱼得水，大量繁殖，高速复制。正直善良诚实的人会活得非常窘迫，做庸人容易做好人难。人的自由本质无法充分完满地实现，会被驱使着向动物甚至魔鬼的方向堕落。专制制度既是人性中潜在的恶性张扬和实现的恶果，又反过来提供给人的恶性得以存活并肆虐的土壤条件。当一些人的人格尊严及基本权利被制度性地蔑视，剥夺，践踏时，也一定会导致蔑视，剥夺，践踏者一方人性的扭曲，结果是专制者与被专制者两方面人的自由本质的萎缩和丧失。无论他们的生理欲望或生存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无论他们是否具有正常的感官知性，无论他们是否拥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无论他们智商和情商是高是低，无论他们受没受到过高等教育，他们在垂直维度上都达不到完满的人的水平。他们不是主子便是奴才，不是成为牛马猪狗，花瓶宠物，行尸走肉，就是成为助纣为虐的精神上的太监妓女，专制统治者豢养的走狗，或嗜血成性，残忍凶恶的豺狼，蛇蝎，恶魔。专制社会垄断了权力的权力者一方，能垄断和支配各种资源，因此可以在权力的保护下任意妄为，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给无权者造成各种贫穷与苦难。
自由和尊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尊严并不等于有面子。面子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的虚荣，那些没有觉悟到自己的自由本质，却有地位，权力以至金钱的人，以为自己有“有权”，“有款”，“有腕儿”，“有面子”就有了尊严，其实这种“尊严”是虚幻的。人真正的尊严，是由于主体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自觉，而具有了对意义的自由选择能力和对自己的选择能够承诺负责的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尊严得自于人对自己人格的自尊与自信，得自于人对自己作为人的自由本质的认可与坚守，得自于自觉地人道地对待他人。相应地，尊严的实现，第一要求平等地人道地对待自己与他人，不把自己视为低人一等也不把别人看作低己一等，第二则要求，每个人的人格被他人平等地，被社会一视同仁地人道地对待。本文第一部分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是由张志新，林昭这样的人撑起的。为什么？就因为她们在中国人的自由本质普遍地被扭曲，被践踏也被自虐的黑暗时代，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去坚持人之为人的高贵，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有这样的精神高度的。
任何个人都不会甘心于自由本质被压制，人格尊严被凌辱的存在状态。但是由于人类有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的社会制度都由专制主导了其间的大部分，一直到17世纪之后，才开始改变。以国家暴力机器支持的权力者受人之动物性和恶性支配，都不想放弃自己的特权。无权者似乎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只好无奈地苟活;或者投靠权力，以自己的能力为权力服务而分得一些消极苟活不能得到的好处。两种生存样式如果以人的自由本质实现的理想状态来衡量，都处于比被辱骂为“狗东西”更为不堪的境地。可是如果谁敢于起而争取恢复自己被剥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势必会受到专制权力的惩罚。
林昭体会到了自由作为人际关系的这种完整性。她说：
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何况 - 这一点不知哪位伟大的美国人可也有些体会及之，反正事实就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 ）
林昭所以堪当中国的自由天使，就在于她把中国社会的缺乏自由视为全民族的灾难，她不肯在不自由的状态下苟活，更不肯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入股权力去分红。她明知自己势单力薄，与暴政抗争是死路一条，仍然坚定地放弃苟活的可能，而选择了为中华民族所有人能得到最基础的“消极自由”呐喊，打拼，开辟道路。
在写于1958年年的二千六百言长诗“海鸥之歌”中，林昭以高于现实的文学真实，讲述了一个争自由抗暴政的“囚徒”故事。在航行于汹涌大海之中的押送船上， “囚徒”们望见远处一不为人知的孤岛，为求那只有万分之一希望的自由，这个“囚徒”赌了他的生命，孤注一掷地戴着铁镣无畏地蹈海，要泅到那个孤岛上摆脱被囚禁的不自由状态。他奋力博浪，还要躲避押解者射向他的子弹，最终葬身大海。借这个故事，林昭吟诵出她于不自由的生存状态中深切地体会到的自由的珍贵，明白无误地刻画出暴政专制下所有自由战士必要面对的悲剧命运，并且于这种知命而认命的坦然之中，选择和安排了自己十年后甘以血铺自由路，甘以生命祭自由的命运：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
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象枯死的绿草渴望雨滴，
象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象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象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 ...

你究竟在哪里？自由！你需要多少代价？
为什么你竟象影子那么虚妄？
永远是恐怖的镣铐的暗影，
永远是张着虎口而狞笑的牢房，
永远是人对他们同类的迫害，
永远是专制 - 屠杀 - 暴政的灾殃。
不，你存在，自由啊！我相信你存在！
因为总是有了实体才造成影象，
怎么能够相信千百年来
最受到尊敬的高贵的名字，
只不过是一道虚幻的虹光。
. .. ...
我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
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
宁愿把前途，爱情，幸福，
一起抛向这无限的波浪。
只要我的血象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牲羊。
... ...
两年后，林昭自己成了囚徒。饱受牢狱之苦的她，在司自由之职上没有任何退缩和懈怠。她以血为墨题写在牢房墙壁上的四首“自由颂”进一步发挥了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的内涵，将生命的可贵，爱情的美丽，以及自由的前提性作了更具体的铺陈，也在对自由的这种理解中，再一次表达了她宁愿献作自由祭的不变意志。诗云：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没有人不热爱自由而喜欢被奴役，被驱使，被宰割，但是人的强烈的求生本能，使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为避大害认小害。比如，人会以“检讨”，甚至“自我羞辱”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饭碗;人会以“低头认罪”来保全生命或减少刑期。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忍受和反抗之间“，做到”选择反抗“已经很鲜见，对于全人类来说，在”屈服和死亡之间“，做到”选择死亡“就更难。（参见林昭同学邓萌柯的诗作：“你的选择”）做出这种选择的林昭，难道还不是自由天使吗？
人被逼急了，也可以像杨佳那样，为了找回自己的人格尊严，去跟侮辱践踏了自己人格的一方，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但是人很难在自己完全可以体面地活下去的情况下，为了他人，为了民族整体的完整自由而甘心献出生命。自愿地选择这样做的林昭，难道还不是自由天使吗？
人们争自由的自觉，首先会着眼于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或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这个自由得到有限实现后，人也会顺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之势，发挥积极自由，去争取更惬意自在的生活，去实现往往被理解为地位，权位和奉禄的自我价值。而林昭则是为了饱受专制之苦的众生能得到免于强制的自由，在自己已经被完全剥夺了这种消极自由的情况下，却拼了命把自己血肉之躯能抖落出来的全部主动积极性都用来为众生去背那个会把她钉死在上面的十字架，去撞击远未曾风化的专制顽石;不止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她还达到了如前所述的心灵自由。把人的自由本质充分实现于发挥自己的全部积极自由，争取整体的消极自由，而达成了高山仰止的心灵自由的林昭，难道还不是自由天使吗！
还有一个可说明林昭的天使性的情节。这个情节即被黄河清在“话说林昭”中称为“血书存疑”的“御审”，指的是林昭在其14万字长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中，涉及的作为“第一看守所所长的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对她的当面审讯。由于大量林昭的档案现在尚未解禁，因此许多人不能确信真有此事发生过。林昭在1962年年保外就医期间曾跟母亲和妹妹提及过此，但闻者骇怕，没有让林昭细讲出来。
笔者有幸拜读了这14万言，在没有官方可靠的档案资料来证明这次“御审”纯属子虚乌有的情况下，倾向于相信毛泽东和林昭曾经有过面对面的语言交锋。理由是，从林昭对自由内涵和专制本质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她重点要让党报或任何读者了解她的认识来看，她不会把一封思想内容如此严肃的给党报的信写成驰骋她文学想象力的虚构小说，从林昭本真而高尚的个性来看，她不会或不屑以这样的方式来炒作自己，更何况假如它是无中生有地炒作，那等于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是找死;从林昭此信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深刻而尖锐的理论观点来看，这封信是林昭在理智非常正常的情况下完成的。即使退一万步，“御审”只曾存在于林昭的想象中，她对这个“御审”和对其批判的构思，也会与她在“海鸥之歌”中所讲述的那个动人故事一样，具有文学的真实性，即真实地表达着她的人品，境界和思想。
实际上，如果我们放下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痛恨，也放下对林昭的敬仰和怜惜，我们就把他们两个作为凡人，先不去计较他们的人品在垂直维度上的高低，只参照水平维度的那些普世价值内容来将二人作一比较，我们一下子就能发现，他们除了性别不能混淆之外，在品质价值，情感价值，祛人文之美价值，以及能力价值*上，两人竟是如此地接近和相类。
毛林两人都是心比天高，都以天下为己任，都从来不可能有任何自卑心理，都从未弯眉折腰地讨好过任何人，都是积极追求有所创新有所进步，都拥有纵横驰骋的文学想象力，都是风情万种的性情中人，都嗜书如命，博览群书，都长于思考辩论，并能写一手好诗，好词，好文章。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共同点还有，他们都在生活中不拘小节。毛泽东吃东西被江青视为“土包子”，却在访问苏联时为摆谱而穷讲究，非是活鱼现烹者拒吃;林昭则有同样的潇洒：汗水湿透的衣服顾不上洗，哪件凉干穿哪件，“两件脏衣服轮着穿，她就能做得出来！... ...什么都随着她的性子。打扮起来也是讲究得不得了“（赵锐：”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附件四：访倪竞雄）
前面谈过林昭那样的个性形成有其可欲不可求的生长条件，毛泽东的兼有虎气与猴气的个性形成，又何偿不是如此！毛泽东父亲的性格内向，暴烈而倔强，如果人格成长的关键期生活在这样的“专制主义”父亲眼皮子底下，哪有可能成就起后来的毛泽东？可是鬼使神差，毛泽东的母亲因害怕毛泽东像前面的两个男孩儿那样夭折，生下毛泽东不久，就把他寄养在外婆家，一直到8岁。毛泽东的外婆家是一个四世同堂，40多口人， 100多亩地的大家庭。外祖父和两个叔伯外祖一共有10个儿女和20多个孙儿孙女。毛泽东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23，被大舅和大舅妈认为干儿，聪慧活泼英俊的毛泽东也被他们视为己出一样地管教，一样地疼爱，6岁时就带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二舅读过几年私塾，在家开馆授徒，带毛泽东旁听。毛泽东的许多表兄都比毛年长十来岁，如姨表兄王季范，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校;表兄文运昌，毕业于湘乡县立师范。他们教毛泽东读书识字，既是兄长，又是师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的聪慧活泼得到欣赏和鼓励，智商和情商得到开发，从未受过欺负，胆子也就很大。还有，毛泽东和林昭一样，幼时也受过宗教的熏陶，曾跟虔诚信佛的妈妈一起礼佛。
撇开年龄和性别的差异，60年代初相遇在监狱的毛泽东与林昭，在个性，气魄和能力上正可谓棋逢对手。林昭那时已有广博的基督信仰作精神支持，并打定了为自由赴死的主意，遇见毛泽东时必会表现出来的不卑不亢，从容不迫，泰然自若的神情，当让毛泽东吃惊不小。而林昭在将毛泽东视为“亲爱的父亲”时不得见他，现将毛泽东视为可恶的“独夫”时，他却来看自己了。毛泽东出现在林昭面前，必也会让林昭极受刺激。

从林昭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中的相关文字来看，两个人交谈并不多。毛泽东最严厉的词语是“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而林昭最有力的回答则是在毛泽东讲过：“你倒想来捞一把了！”“明儿你做起来也是这样做法！”“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 “之后而答之曰：”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林昭自己写到：除此”一语而外，确已再也没有了任何对得上的下联。“可以想见，这个”御审“持续的时间很短，见多识广的毛泽东并没有像林昭一样把它太当回事。而林昭则在第二次入狱期间，特别是在得知柯庆施死讯后，她从毛泽东称她为“黄毛丫头”这种轻佻中，以不乏逻辑推理的思路，推想出柯庆施的死有可能是毛泽东从吃醋而来的暗杀所致。由此而导出它对“御审”中毛泽东种种表现的不屑和对毛的思想的文字鞭挞。而这已经是“御审”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为什么毛泽东在“御审”中不大可能把林昭当一回事呢？因为林昭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毛泽东在年青时也曾追求过。当时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书生创始人们，都并不是林昭后来斥骂的“独夫”，而是也同三十多年后的林昭一样的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当时几乎都曾在以民主，科学，自由，个性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反专制的普世主义洗礼的他们，五四运动后也并不是马上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主张。他们先接受的其实是改良主义的救国方法，进行过“新村实验”，“自治运动”，“呼声革命”等等改良实践。他们之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道路，用当时不满30岁的毛泽东的一句非常精典的话说就是，接受俄式暴力革命的道路，是“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条变计。”（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这句话被修饰为“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毛泽东称林昭为“黄毛丫头”时，心里想的一定是：你们傻孩子要求的自由，民主，人权，我年青时都要求过，可中国革命实践却已经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推翻国民党腐败专制的真理，不是吗？小丫头，你懂什么？你中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毒太深了，可惜呀，这么有气节的青年，却不但马克思主义没学通，反而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毛泽东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定势使他根本不可能理解永久的正义恰恰是在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新型专制的林昭一边。更加之“御审”的时间太短，毛林之间没有可能深入地就思想理论进行严肃的对话。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林昭以她的人性本真才开辟出的，只是中华民族理性地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起端，中华民族从这迷途上重返人类文明正道的筑路事业，可以说还长不足一寸，而这条路在她死后还有漫漫三十年的路程需要铺筑。
出于对柯庆施死因的联想，林昭无法承受自己无意使无辜人被杀而带来的心痛与惋惜，又无以补偿。她想出的处置，也像住院往病房墙上的毛泽东像的眼睛部位涂血那样，让稍微“成熟”些的人不可思议：她在监号里给自己安排了嫁给柯庆施这位已死的上海前市长的“冥婚”，而柯氏年长她近20岁且价值观还与她根本不同。她却认定：“对于死者的爱情也就是对于独夫的抗议！”（“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这个发生在林昭被监禁中的奇异情节，其实并不像许多人读到林昭的叙述文字时所感受到的那么神秘与重要。林昭安排“冥婚”，放在林昭这样的一向以对良心负责为原则，顽童式本真的个性，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中去考虑，相当自然，甚至可视之为，在被监禁的情况下，她倾情地做了一回很特别的“游戏”。如果大家更想相信神秘的话，莫如相信，林昭在牺牲成仁之后，她的魂魄曾认真地跟恋人甘粹去告别。1968年年5月一日深夜，林昭就义的第三天，远在新疆焉耆（现为库尔勒地区）劳改的甘粹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噩梦：“我梦见林昭穿了一身白衣服，扶着一口红棺材，面带微笑向我走来。我吓了一跳，正想上前问个究竟。林昭却不言不语，微笑着慢慢离我越来越远。我想追上去，可不一会儿，林昭已经不见了... ...我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赵锐：”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引子：五分钱子弹费）
那么“御审”及林昭对它的文字鞭挞又与林昭的天使性有什么联系呢？
上天赋予毛泽东许多超人的智慧，才华，胆识和能力，正是假他之手，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推翻了国民党的腐败专制。但是毛泽东受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觉察马克思主义的致命问题。在1949年年后，靠了这种主义夺取政权而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毛泽东和执政党，在这种非普世主义的歧途上越走越远，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走到比马克思主义更邪门儿，走不回来了的地步，而给中华民族又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假使毛泽东曾被上苍拣选，被中国人民期待成为“天使“或”救星“的话，1949年年后，他确实被赋予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种种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力量，然而他最终却还是没能完成带领中华民族踏上民主宪政制度台阶这个神圣使命，因此他不能被追认为天使。而林昭在这样一种严密至极，天罗地网般地专制制度结构中，却不但自愿地认领了这个为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神圣事业勇敢开路的使命，而且她把自己的生命作为自由的祭品无私地奉献了出去。所以林昭是中华民族的自由天使！
也只有林昭这样的自由天使，才有气魄，胆识，睿见与才学，在毛泽东几乎被全中国人奉为至高神明顶礼膜拜的氛围下，能和着毛泽东的诗韵，根据毛泽东1957年年后在歧路上越陷越深不可自拔的表现，写下一首高唱自由民主调，批判中国新帝王的血诗。
毛泽东的“七律中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样写道：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林昭以“血诗题衣（九首）并跋”之第一首这样对道：

双龙鏖战血玄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刀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敢在监狱铁栏之内，以受审人犯的身份，用“可惜林昭不是政客”这坦荡荡之胸怀来回答审讯者毛泽东的林昭，坚持着社稷只应公黎庶，不许山河私帝王的普世主义原则的林昭，毫无疑问，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20世纪的自由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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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老百姓不纳税，全社会生产的任何产品，都是完全的从上到下的征用。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世之产，莫非王用。

－－兼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
作者：丁凯文·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4474
来源：《多维月刊》2008年8月号　第94－101页
来源日期：2008-9-13
近来偶读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不无收益。然而辛先生的该书中论及林彪事件时，却让人有重回邓小平时代那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感觉，在下不敢苟同，愿提出来以辛先生作一商榷。

　　一、研究历史还是算命先生算命

　　辛先生在书中提出：“但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我指的是不能给林彪平反，这个案不能翻。”那么是什么理由不能给林彪平反呢？辛先生拿出来一个并不存在的假设结论予以论证，即林彪如上台就“要培养林立果为接班人，这个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国就会沦为北朝鲜，会是更厉害的法西斯专政。”辛先生这里显然不同于以往的中共官方语言，不再强调林彪是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集团”，林彪要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云云，官方以往的指控实在太过荒谬，连辛先生都看出其中的破绽和吊诡，于是辛先生另辟蹊径，给林彪加上了一项新的罪名：林彪要想搞新的家天下，林彪上台后必定传位于子林立果，使中国倒退回封建皇朝，使中国沦为当今的北朝鲜。

　　辛先生戴在林彪头上的这顶帽子不可谓不新，不可谓不大。然而这个假设罪名能成立否？首先这个罪名是站不住脚的。历史研究不是算命先生，绝不可用根本不曾发生过的事情向前推定历史上的人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真正发生父子相传者仅北朝鲜金日成一家而已，是一个个案，并非普遍现象。其他共产党，如苏联共产党，东欧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均未产生这一现象。为什么？这毕竟与共产党自己昭告于天下的伟大信仰和理念背道而驰。共产党人自己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人要为天下最广大的人民谋福利”，“共产党是人民的公仆”，父子相传与过去皇权专制的封建王朝有何区别？即使是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也绝不敢公开地搞家天下，毛泽东可以提拔自己的亲属江青、毛远新，可是毛泽东直到临死时也不敢将“皇位”直接传给江青或毛远新。连“英明神武、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毛泽东自己尚且做不到这一点，辛子陵何以能确定林彪如上台就一定会将“大位”父子相传给林立果呢？如何就能肯定林彪一家要实行与北朝鲜一样的“法西斯专政”，而不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呢？

　　这个世界上，谁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成名成家。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乃人之常情，西方国家领导人亦不例外。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北朝鲜除外），国家的领导人却不敢将国家之公器公然私相授受给自己的妻子或孩子。当然，中国的皇权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中共领导人往往刻意从小就培养自己的子女。然而现实社会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谁也无法确保自己的子女就一定能够出类拔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能一鸣惊人者，莫过于积极参加造反派组织。这类人数不胜数，最出色者就是王洪文。毛泽东的子女们李敏、李纳和毛远新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名噪于一时。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恃无恐，敢于造反，因造反有功而一夕成名，随即开始步入政坛而逐渐身居高位，成为中共党内的“明日之星”。以林彪家庭而论，林彪当时如果真想培养林立果，最便捷可靠的方式就是与毛家看齐，让林立果积极投身造反运动之中，从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然而林立果却与毛家造反派们截然相反。林彪严禁林立果参与任何形式上的造反组织，林立果也的确从未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亦无“打砸抢”等劣迹，大学虽然没有读完即入伍，但是却潜心于空军的科技研究，他搞的科研小组有不少新的设想和研发，亦有相当的成果，还被毛泽东赞赏有加。这在那个造反混乱的时代里绝对是个异数。后来这个科研小组虽然被中共妖魔化为“反革命小舰队”，却仍然无法抹杀林立果当时的业绩。我们并不否认林彪的确想培养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与辛子陵嘴里“林彪想搞北朝鲜式的家天下”毫不相干，整个一个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构成林彪的特殊“罪状”。

　　二、正史乎？野史乎？

　　辛子陵先生写作这本书时，显然自认为自己是个严肃的史学家，写的内容绝对都是“有所本”，乃堂堂正正的史学专家。辛先生更在自己一书的“导言”中断称该书的“历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换句话说，辛先生一书应属正史无疑。然而笔者读罢该书，却对辛先生的自诩颇多怀疑。

　　两年前，笔者读到辛先生的《林彪正传》，就深感野史乃辛先生的专长。那部《林彪正传》虽然名为“正传”，实乃章回小说体裁，东拼西凑了当年一些中共中央文件，自我编造了大量人物的情景对话，根本就是另一部京夫子式的稗官野史，如此的章回小说的东西全然没有任何注释和材料来源的说明。该书前半部分对林的军事才干有所承认，后半部分则是歪曲历史，毫无任何学术价值可言，编造的对话十分荒唐离谱。辛先生这次出版新书评毛是否走出了其擅长野史的体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处仅举一例。该书下卷第６３８到６３９页，辛先生有鼻子有眼地编造了一段１９７０年９月末林彪与汪东兴的对话：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麻烦。怎么办呢？’汪东兴沉重地开口。
　　‘汪主任，这不是我们找麻烦，是江青、张春桥他们捣乱。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听东兴讲。’林彪这一吼，叶群不讲了，汪东兴也不讲了。
　　林彪起身在地毯上踱步，转了两圈才说话：‘现在我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联系了，其中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又怕江青、张春桥他们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我无法想像，为什么主席会听信他们馋言！东兴同志，你说呢。’
　　汪东兴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想在这种情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双目放着寒光，直射汪东兴：‘怎么，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是你个人关心我，还是有人派你来当说客的？’
　　汪东兴窘迫无言。
　　林彪接着说：‘我要写了检查，主席马上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承认了我的所谓错误。不我不会上那几个笔杆子的当，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
　　‘我们该怎么收场呢？老这么僵着不是个办法。’汪东兴说。
　　‘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情，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和叶群以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都在接受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明果断。’
　　林彪像打仗下了最后决心一样，坐在沙发上再也不说话。汪东兴讪讪告辞，叶群送客。”

　　这段所谓的林汪对话子虚乌有，纯属编造，其过程和内容从不见于任何个人的回忆录或人物传记，如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官方版《毛泽东传》，亦不见于有官方版色彩甚浓的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等等。事实上，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庐山会议一结束林彪就去了北戴河，根本就不在北京。其时汪东兴根本就没有去拜见过林彪，更何况那些活灵活现的场景对话。辛先生书中类似的编造比比皆是，如毛泽东与江青的对话，林彪与叶群的对话，林彪与林立果的对话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

　　此外，辛子陵先生书中还有其他很多来历不明却让明眼人一看即知的坊间杜撰。比如香港某政论杂志刊登的所谓《林彪日记》、《邓颖超日记》、《康生日记》等等，这些内容不乏“惊人之笔”，但是却经不起推敲，严肃的史学工作者绝不会将这类坊间传说当成正史写进自己的书中。不仅如此，辛先生还将坊间另一部野史王兆军的《谁杀了林彪？》当成正史大量拿来引用，这就更让人怀疑辛先生史学的功力和为文的目的。因为喜欢野史将其当作正史大力渲染并身体力行参与野史写作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史家，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文学创作者，与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们的作品也只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消磨时光的对象，绝无可能登堂入室成为传世的史学专著。

　　三、研究历史追寻事实真相就是翻案吗？

　　现下有一些人，一见到不同于官方版本说辞的研究，就惊呼“有人要搞翻案了”。辛子陵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历史研究与所谓的“翻案”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事情，可以说，既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历史史实与真相，探讨历史事件当中的因果关系。官方版的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以往受到过多人为地干涉，历史事件被扭曲，历史人物被任意地拔高或贬低。真正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还原那些被歪曲的历史。“翻案”则是政治人物的事。史家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本来就应禀持史家之良知，客观、公正地予以评述，而非秉承上意，曲学阿世。

　　为政治人物“翻案”通常是政客们的事，大多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上台，大举为文革当中被打倒的人物“翻案”，举其荦荦大者有“刘少奇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等。这些当年的“反面人物”一夕之间变为“正面人物”，得到歌颂、赞扬。然而研究历史却是史学家的事。历史学家不以现实政治的考量出发，不以迎合现实政客们的立场而研究历史，从而追寻历史之真相。如果历史学者们的独立、公正的研究与现实政治中的某些现象重合，也不能得出历史学家们就是为了“搞翻案”这样简单的结论。

　　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是被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否定的“反面人物”，林彪头上的帽子实在是多多矣。林彪到底是“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到底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还是与文革极左派斗争中失败的悲剧人物？这些都是当今中共政客们事情。任何对于林彪的重新评价，他们都更关注于是否会对当前的统治有任何不利因素，是否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对几十年来毛泽东功过、中共历史以及统治合法性的重新评价。而历史学家关注的是，为何会发生林彪事件，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林彪事件的具体过程，林彪事件的影响和中共日后政局的走向等等。显然，官方版的“林彪事件”有着太多的漏洞，所谓“林彪篡党夺权、政变杀毛”更是一个历史神话，经不起严肃认真地推敲。如果说，我们的研究推翻了中共官方的那些结论，也不仅仅意味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林彪翻案，因为那实在是一个低档次的活动。作为认真严肃的史学研究者，我们更着眼于历史深层次的内容，虽然在客观上有为林彪事件澄清的倾向与事实，但是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林彪事件的全过程，以达到全面、客观、公正地解释、评价林彪事件，揭示出那些被官方掩盖和歪曲的历史，同时也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使人们从历史的进程中得到经验与教训。如果辛子陵们对我们以往发表过的文章认真研读的话，他会发现，我们从不使用“为林彪平反”或“为林彪翻案”等字眼，因为历史不是“案”！如果辛先生们对此依然不依不饶地说我们的研究就是在为林彪搞翻案，那也只能证明了他们的浅薄和低俗，对此我们也只能敬谢不敏了。

　　四、林彪要当国家主席还是要当党主席？

　　自从１９７１年８月毛泽东南巡途中发明了“林彪要当国家主席”后，中共官方的史学著作都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一口咬定林彪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真正目的是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这一说法已成为大陆党史界的“定论”。然而这一说法最致命的弱点是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予以支持，官方最常拿来指控林彪的证据就是９１３事件后的审查期间吴法宪的一个口供：“叶群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而这唯一的“证据”也被吴法宪自己推翻，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指，这条“证据”是当时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显然，中共官方的指控实在站不住脚。这一点辛子陵先生显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辛先生竟然有了新的发明：“林彪想当党主席”。

　　初看到辛先生这一宏论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看错了，再细细品读后却令人啼笑皆非。辛先生指出“林彪想当党主席”的根据是什么呢？又是那本坊间野史《谁杀了林彪？》。该书信誓旦旦地说，林彪在“９１３事件”前夕对黄吴李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庐山会议前，是毛泽东自己亲自对我至少两次说到，他不想再当党的主席了，要当国家主席，国际上走走，扩大中国的影响，并提醒我发起这个建议。我是奉命行事。”辛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显得更可信，还煞有介事地说：“为什么周恩来、康生提议设国家主席没事，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反党纲领’呢？因为毛没有对周、康许诺过要把党主席让给他们，自己去作国家主席。”首先，这个“林彪对黄吴李邱的表态”纯属子虚乌有，属作者王兆军胡编乱造。黄吴李邱一起最后一次见到林彪是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０日和３１日，当时周恩来率黄吴李邱、李德生、纪登奎从北京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会议的情况以及毛泽东的几次谈话。林彪听完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还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作了解释。林彪在“９１３事件”前夕根本就没有接见过黄吴李邱。辛先生怎么可以将如此无中生有的野史情节拿来当作论据？其次，中共党内人人皆知，毛泽东自延安整风后坐上了党主席位置，其地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动摇的，谁都不可能在毛在世时打毛泽东这个党主席的主意。毛泽东根本就不可能对林彪表示自己“不当党主席而去当国家主席“。如果辛先生认为该情节属实，那么请辛先生告诉广大读者，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向林彪作过如此“让贤”的表示？又有何人或文字为证？众所周知，毛泽东可以将国家主席一职让给刘少奇，但毛绝不会把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一并让出，那才是毛真正的权力杖柄。而国家主席乃是个虚职，这是尽人皆知之事。在宪法小组讨论国家主席一章时，林彪曾在１９７０年５月对军委办事组明确表示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甚至连国家副主席都不当（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林彪怎么可能会去惦记毛泽东的那个党主席位子？那不是主动引火烧身，自寻死路吗？辛先生的“故事”无论是史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实在过于荒诞不稽，聪明睿智如毛泽东者都未如辛先生般想出如此“绝妙”的“欲加之罪”。

　　五、林立果在林彪事件中的作用

　　在谈及林彪事件时，辛子陵先生特别提出，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推波助澜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林立果起了哪些“重要作用”呢？辛先生给出了几条证据：由于有了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林立果成立了“联合舰队”；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并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密谋政变事宜；林立果的所有这些“阴谋政变”活动均是林彪授意，林立果负责执行。其实，辛子陵喋喋不休提出的这些事项都是中共官方几十年来反复宣传的东西，不仅毫无新意，且许多内容都是虚构的、夸大的，所有重大指控均无直接证据证明，辛先生只能靠不断发挥其写章回小说的功力予以弥补，当然也就经不住认真严肃的推敲了。

　　第一，吴法宪是否在空军真的下过命令允许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不可否认，吴法宪的确曾在一个私下的场合对林立果说，今后可以放手工作，有关空军的建设、科研技术和航空工业等问题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报告，林立果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吴的这番话显然有讨好吹捧之意，但更多的则是对林立果的勉励和关怀，期望林立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空军能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吴法宪的这番好意却被空军党办内部个别人加以放大，对外宣传出去，造成吴法宪的被动，吴法宪对此亦曾予以制止。吴法宪私下场合说的这句话，日后成为“两案”审判的重要指控。但是稍有知识水平的人都知道，军队的指挥权、调动权绝不可能这样私相授受得了的。吴法宪自己说“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谁也不能够在空军中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还说，“这个话我虽然在私下里说过，但是空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调动权，我从来也没有交给过林立果。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辛子陵指控林立果的活动是因为吴法宪的“两个一切”的授权显然不能成立。

　　第二，林立果是否成立了所谓的“联合舰队”？据吴法宪回忆，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专门从事科研活动，林立果非常注重对外国军事实力的研究，通过调研小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发明创造，如远程雷达等。对于如何提高空军的整体实力，林立果也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建议研制垂直起降的飞机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等，这些都不是坐吃干饭就可搞出来的东西，而是要脚踏实地作研究的结果。笔者曾看过叶挺儿子的一个回忆，谈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特地请了一些科研机构的人共同协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不行，造不出此种类型的飞机发动机，所以林立果的这个动议根本无法实现。但这却说明，林立果的确是动了脑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业，提高中国空军战斗水平。据调研小组的陈伦和先生回忆，“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国外的军事和技术杂志，掌握动态；不断地给王永奎、许秀绪等人布置技术项目（如：彩色电视接收、飞行仪表的地面报警；电话机长途通话的增音等）的课题；还进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电器。由此产生大量的翻译任务，而且进度很紧，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里，我就带上一纸箱的词典和书跟随到哪里工作的状况。”事实上，“联合舰队”仅仅是林立果私下里的一句玩笑话而已，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立果成立了阴谋政变的“联合舰队”。中共日后将这个调研小组的作用作了无限的歪曲和夸大。

　　第三，“三国四方会议”是林立果召开的“政变黑会”吗？这个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是官方多年来翻来复去重复的一个谎言。本人曾与令狐渊先生著有专文《“三国四方会议”真相揭秘》，刊登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一书中。简而言之，南京空军高层内部长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几位主要领导人周建平、王维国、陈励耘以及原南空政委江腾蛟之间矛盾重重，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林立果为了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０日约他们谈话聊天。他们几个人有先来的，后到的，如周建平就是凌晨三点半时才到那里，那时其他几人聊得差不多了。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人闲聊时，林立果还基本不在现场。聊天当中既没有涉及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没有任何搞政变内容，谈话主要围绕南空内部党代会问题、部队的军事战备问题等。这些情节有许多当事人为证。中共１９７２年１月下发的林彪反革命政变材料中引用了陈励耘“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不实证词，事后陈本人则坚决予以否认。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中，官方再也不提这个所谓的“政变”证据了，对陈励耘、周建平也不得不作了“免予起诉”的决定。事实证明，中共官方指控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是林立果为了搞政变而开的黑会，纯属子虚乌有，故意栽赃陷害。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也会看到其中太多的破绽。然而可笑的是，有些人，如辛子陵等对此是宁愿视而不见的。

　　第四，林立果的言行是林彪指使的吗？很多人在谈及这个问题时总认为，如果没有林彪的授意，林立果怎么可能如此胆大妄为，私下里与自己的几个亲信谈论什么“杀毛大计”。可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疑问。但是合理的疑问还必须要有确实可靠的证据才能予以落实。可惜的是，中共官方的媒体、史书，包括辛先生的这本书均未能给出任何一条确实可靠的证据，辛先生甚至不得不发挥其高超的想象力，编造出林彪与叶群、林彪与林立果的对话，然后再通过这些杜撰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且看辛先生是怎么编造的吧。

　　辛书下卷６４２页说“林彪向儿子秘授机宜：‘一员猛打猛冲的大将，充其量只有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帅才，真正的帅才应该会组织人，指挥人，利用人。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笼络人。要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于是就有了日后林立果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召开。

　　辛书下卷第６４４页说“林彪曾对叶群说过：‘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最难最难最难。’”

　　辛先生这番演义说书的本事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林彪这些密室私房“谈话”是何人在何时听到并记录下来？又是如何传之后世的？我们通读了辛先生的大作才知道，原来林彪要搞政变的“确凿”证据竟然都是出自辛先生自己的生花妙笔。国内学者孙焕英在一篇《他们何以听到林彪夫妇的私房话？》中说：“在我看到的关于林彪传记性的文字中，最显得丰富多彩的，是林彪和叶群两口子的私房话。不但写得具体——那些话都是加了引号的原话，而且连说话时四体的动作、五官的表情、声音的高低、腔调的抑扬也都写得生动，使读者好像在看纪录片。不过，我读这类东西多了，反而迷茫起来。例如，有一篇写林彪的文字，有记述林彪和叶群私下议论对付毛泽东的段落。在这段落中，林彪话是怎么说的，叶群话是怎么接的；林彪是怎么哭的，叶群是怎么叹的，有鼻子有眼。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作者’们是怎么知道的？”“关于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传到‘作者’们的耳朵里，如果有一百个可能，那么，就有一百二十个否定在等着它们。而事实上，那些‘作者’们虽然对林彪和叶群的私房话言之凿凿，而根据却是证之空空。这类‘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作’者；这类‘纪实’，是名副其实的虚构。”孙先生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咱们的中国，有人死了，关于他们就可以任意编，因为死无对证；有人坏了，关于他们就可以随便骂，因为不算诽谤。所以，在咱们的大中国，历来是野史多而信史缺。‘改写历史’，也就成了一句伟大的号召。”（见《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对照辛先生这番野史杜撰，孙先生此言诚不虚也！

　　第五，《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评价问题。辛先生站在中共官史的立场上对《五七一工程纪要》大批特批，这份《纪要》当然是个“恶毒攻击”中共的“反革命”文献，对它的历史作用自然是要彻底否定的，同时还要在“刺毛”一事上大作文章。然而站在独立史家的立场上，我们不得不指出，《五七一工程纪要》绝对是个载入史册的不朽之作。无论辛子陵们怎么贬低它咒骂它，都无损这一文献的历史性地位。《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最早吹响了揭露、抨击毛泽东假社会主义之名行皇权专制倒退之实的号角。该《纪要》无情地揭露了毛泽东专制独裁统治的实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乃“社会法西斯主义”。《纪要》还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提出了改变中国的新的发展道路。。可以这样说，直到今天，大陆出现的批毛文字，均未达到它的深度和高度，其中当然也包括辛先生的著作。中共日后走的改革开放道路不过就是实践了《纪要》中的思想而已。现在我们再回首这份纪要，我们不得不指出，它揭露了毛泽东时代的黑暗与文革的荒谬，其作用超过了大陆后来一切批毛的文字，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上台后对毛泽东的否定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及《五七一工程纪要》来得更深刻、更彻底。辛子陵们所抨击的《纪要》里武装政变一事实在十分浅薄。看看华国锋、汪东兴们在毛泽东死后搞的“十月政变”，他们不过就是实践了林立果未能完成的事业而已。如果你承认华汪政变是终结文革救民于水火的伟大壮举，凭什么就要否定林立果所设想的政变呢？换句话说，如果１９７１年那次林立果设想能够成功，就会早五年结束毛泽东的文革暴政，也许会为中国提前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林立果设想的“政变”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是人们所不能否认的！

　　六、简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得失

　　《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是近年来评毛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一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该书由国内知名人士李锐先生和谢韬先生分别作序，李锐先生更是以惊世之笔写下，毛泽东是“功劳盖世，罪恶滔天”。笔者读后有如下几点观感，简单提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该书对毛泽东的揭露和批判，在深度和广度上在当今大陆党史学界前所未有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直没有停断过，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毛泽东到底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什么：中国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是光明了还是黑暗了？显然，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前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重新评价毛泽东建国以来的历史。然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强行压下了评毛、批毛的浪潮，以一纸《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评毛定下了基调，即毛泽东依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建国之后，特别是文革当中只是犯了错误，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云云。正是由于这份《决议》，大陆党史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评论被严格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无论是官方出版的正统《毛泽东传》，还是其他人物、事件的研究都只能以此为准，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毛泽东研究的模式化，概念化，停滞不前。起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级党政机关依然将毛泽东视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罪恶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成为毛的高瞻远瞩、丰功伟绩。这正是邓小平留给人们的无解之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只有彻底抛弃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发展。辛子陵先生将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作了系统的清理，较为全面、彻底的揭露了毛泽东建国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以及毛泽东家天下妄图传位江青、毛远新的真实布局。这些都是辛先生此书的亮点之处，值得肯定。

　　第二，关于中国发展前途的理论上的新突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经济上的巨人”和“理论上的侏儒”境界。中共一方面要搞经济上的改革与开放，抛弃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闭关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却要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先天上就发育不足，那些自称为“毛派”的人就不断指责邓小平就是毛泽东当年批判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中共也无法摆脱“打左灯向右转”的窘境。理论上的侏儒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反复和社会的动荡，“六四事件”就是典型一例。辛子陵在书中特别呼吁“只有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没有保护这一政策的意识形态不能成事”，“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错误的来龙去脉，回头看一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以这么鲜明的态度直指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并一针见血地点明中国必须彻底抛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意识形态才能步出自我设限的窘境，才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大道。辛先生在体制内的敢言，其胆识和勇气令人钦佩，这点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第三，《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的不足之处

　　虽然辛先生在评毛批毛一事上有出色的亮点，但该书仍然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之处，有必要予以指出。

　　（１）对邓小平的过度推崇，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且辛书所述内容依然没有跳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无可讳言，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年代里起了决定性作用，邓小平以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为开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必须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里，作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也是“罪恶滔天”的。他们所不同是，邓小平复出后，部分地汲取了以前的教训，更加务实，经济政策上更加灵活、开放，没有那么多极左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这对于冲破中共多年来的“左祸”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然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合法统治，强行压下党内批毛的意见，将文革当中的一切罪责放到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为毛泽东作了开脱。中国人民在否定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之后绝不应该再搞一个邓版的“两个凡是”－－凡是邓小平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邓小平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一手导演下出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当前史学界研究文革史的最大的紧箍咒。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新的突破，对于文革当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只能按“好人犯错误，坏人犯罪”的模式予以解释。辛先生在该书的扉页上坦承，１９７４年就根据邓小平的授意写了《林彪春秋的破产》。事实上辛先生从那时起就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解释历史，辛先生以后出版的《毛泽东全传》、《林彪正传》等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显然，按照邓小平的旨意和党的决议阐述历史，必然会产生各种弊病，即迎合官方的正统思维，继续曲解、编造乃至篡改历史，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的解释也就不可能客观与公正了。

　　（２）辛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缺乏客观公正的评论。官史对于历史的解释最大弊端就是为尊者讳。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被官方定位的好人，史书中是看不到他们的缺点的，更不用说他们所犯的罪责，而官方定位的坏人则一无是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往坏处想，即使作过好事也必然是别有用心的。事实上，文革中除林彪、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外，大批老干部都曾积极参与，如周恩来、叶剑英等，他们没有一个真正反对过这场运动。周恩来更是毛泽东的大管家，一身兼了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全力保障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没有周恩来的助纣为虐，毛泽东的文革很难顺利进行。连邓小平文革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再例如，叶剑英文革当中也是积极分子，在斗倒罗瑞卿事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可是在辛书中，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真实历史的。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违心的讲话和做事，并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叶剑英更是高风亮节，不仅有“二月逆流”的英勇事迹，更有后来的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功绩等等。然而历史绝非“非红即白”，而是多重性、多样性的。对于历史人物也必须作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历史必须打破“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这种迷思。

　　（３）理论上的突破伴随着理论上的缺陷。辛子陵全书的落脚点在于论述，中国应该彻底摒弃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辛子陵先生的这个看法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却是一厢情愿的。辛书反复论证了欧洲一些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融合而达成一个和谐理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在一党专制下的产物，他们原本就没有一党专制的传统，而是多党制的自由民主体制，这些国家逐渐发展到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奇怪的。但是中国的现实却与西欧社会相差太远，辛子陵幻想依靠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达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中共依然顽固坚守其一党专制体制，辛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永远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只有彻底放弃一党专政，走自由民主的多党制发展道路，中国才能焕发出真正的青春，步入一个正常的社会。

　　（４）历史研究是一项严肃认真的事业，不是普通的文学创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可为了迎合“上意”而任意编造历史。辛子陵先生在国内军事院校任教多年，对此应该了然于胸，当年对“四人帮”篡改历史及史学为政治服务恐怕也是深恶痛绝。但是通读辛先生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最遗憾的感觉就是，辛先生配合官方的抑毛扬邓而作史，其文太不严肃、太不严谨，不仅许多重要内容、如关键的材料、数据没有来源或出处，而且大量引用坊间野史充做正史，大量编造历史人物的对话、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可媲美坊间流传的京夫子、师东兵等人的文革演义系列作品，这样也就大大降低了辛书原有的价值，辛先生的书可能最终也只能与京夫子等人的演义说书为伍，无法成为信史。也许辛先生本人不这么认为，但是有良知的史家对此是不屑为之的。

作者按：本文原题目为《就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与辛子陵先生商榷－－兼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多维月刊发表时，将原题目改为现题目。

中共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
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http://anyishen.blog.hexun.com/45655369_d.html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1 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2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3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4 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 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13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
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17

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 · 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20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 21 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胡温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1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数据。
2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
3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
4 谢国忠数据。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里具有大陆背景的亚洲分析师中，谢国忠属佼佼者。谢国忠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小组的领头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中引用谢国忠计算出来的数据-- 在中国近8%的经济增长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
5 据《瞭望》2003年3月31日报导。
6 邵道生：《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乌有之乡2007年4月2日﹐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4/200704/16789.html。
7 国家审计署令狐安：《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香港传真》2007年第91期。
8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list_68_0_0_0_1.html。
9 罗宗华：《这些县委书记为何这样牛气冲天？》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8099
10 《从一个贪官的教子之道说起》2009年02月20日《中国改革报》。
11 2009年"双规"风暴_财经_凤凰网2009年08月10日 22:03中国报道
12 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发布日期：2006/11/20 9:39:05
13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14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联谊报》2010年01月02日。
15 《黑龙江省富锦市10镇72村4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向全国的公告》，《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6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7《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七万农民 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新纪元周刊》2007年12月12日第51期。
18 张岐明： 《从两对投江自尽的夫妻所想到的》， 2007年05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09北京时间 19:09 BBC发表。
19 贾军：《我国有几千个国防开支可以浪费》，2006年3月14日《上海证券报》。
20 陈志武：《该将国有资产股份分给公民、实现"全民所有"了》，见2009年2月14.日《经济观察报》。
21 胡星斗：《建议“两会”审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出现了全面的倒退》
22 吴睿鸫：《国企上缴红利应让老百姓受益》，2006年12月7日《燕赵都市报》。
23 引自1994年9月13日杜导正日记。
五柳村2010年2月21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