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民主主义社会？

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办法，可以说由来已久了，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一大特色。因为上峰不信任那许多内行中的专家，没办法只能用自己身边不内行的亲友。于是，便有了挂职、蹲点、空降的用人策略，也是上峰参沙子扔石头的办法，总而言之是用人唯亲宣扬人治，只崇拜上峰名人伟人视若神仙。1957有人对外行领导内行有意见，毫无疑义都发配到偏远地区反省去了。

互联网早就披露过当代包身工，今又暴露现代魔窟企业中的奴隶。
只有在官商勾结的一元化暴力统治中，才会出现这样肆无忌惮奴役残害工人，而劳工无反抗申诉权利的悲惨世界！
屠杀自己，屠杀别人的孩子，屠杀自己的孩子，他们都是在屠杀无辜啊！
那么，是谁在制造这样的屠杀呢？
是官商勾结劫掠使民众生存环境难以为继，是公权力的窃取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是劳动民众和知识分子长久失去自组织维权的权利，是民众在欺骗的幻影中成为被愚弄和暴力统治的奴隶！任何弱势群体只要自主组织起来，就可以转化为强势，才有可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http://bbs.morbell.com/viewthread.php?tid=351295&extra=page%3D1 来源：《21世纪》2010年六月号


　　1949年12月，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董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注一）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注二）。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对海外读者，不过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

　　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在发刊辞中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从农民的角度和需求来办一份刊物，看来自然而简单，在中国大陆却忽略了数十载，直到今天，在数千份社科和人文类杂志中，针对农村人口的，也仅有1980年代中创刊的《乡镇论坛》、《农家女》等极少数。

　　《现代农民》月刊也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董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还针对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其中写道："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现代农民》月刊遭国民党当局压制，他于是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 （注三）。

　　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 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注四）

　　六十年后，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提出给农民与公民权利的主张。董的见解，似乎更为深刻。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农民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董时进著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这800人的小党也不为共产党所容。1949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董时进曾经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注五）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到1950年初，他对共产党的希望破灭，他也知道自己给毛上书不可能被接纳，此时，应付他的大新农场公粮缴纳，令他焦头烂额，最后幻想破灭，决定远走香港。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说："将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自家能够保留的，最多只够养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换句话说，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牠去耕，是没有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注六 ）。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组识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有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各种农具，家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注七）

　　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社会主义化"，几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善持家，到父亲辈，薄有田产，又极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学 （注八）。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的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在过去有富人负担，贫寒人家可以豁免，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他们负担得起吗？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帮助杂活，即使有免费的学校，也没有去受教育的时间。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注九）

　　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在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注十）。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 1950年到香港后，写了《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等三本小册子，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小说《两户人家》。也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

　　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可以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追求了这许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后乃不免扑一个空，而且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注十一）。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民间历史"项目统筹

　　注一：董时进，《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111－113页。

　　注二：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50－51页。

　　注三；同上，24－26页。

　　注四：熊培云，"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董时近，《南方都市报》，2008－12－28

　　注五：熊培云，"董时进生平与主张"，《 南方读书报》2008，12.7.

　　注六：同注一，68－67页。

　　注七：董时进，《共区回忆》，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打印稿，页数不清）。

　　注八：见董时进，《两户人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注九，同注一，59页。

　　注十：同注一，87－90页。

　　注十一：同注二，78页。

　　本文其它参考资料包括：

　　谢泳：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董保静，胡荣伦，"终生志在兴农的董时进"，《红岩春秋》，2004，第六期

本文链接：http://bbs.chinaiiss.org/dispbbs.asp?boardid=39&Id=178864 庚友

今年新型工会新型农会之类组织雏形的出现，有其现实的背景缘由。一是现有自上而下的各级正式工会组织，以及广大农村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等在内的各类村级组织，绝大多数已经不能真正成为工人、农民切身利益的代言人，或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做代言人却不能做实际行动的代理人，他们实质上已经与日益官僚化的地方各级党政及其部门成了一条船上的人。二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必然进一步强势推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产业化，特别是由城市加速向农村推进的垄断资本全球化和经济危机实体化，必然在城市城镇及城郊农村引发更多更大规模的征地拆迁纠纷和土地流转冲突，迫使切身利益遭受损害的工人农民就近联合起来，通过自己的组织代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三是近年来各地城乡陆续兴起的城市社区居民自助组织和农业产业化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虽然大多数属于松散型组织并以应对市场竞争风险、谋求经济利益为目标，但在客观上为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的组建打下了基础。四是金融经济危机加剧形势下日益增加的返乡农民工、下岗职工和大中专毕业生失业群体，无疑直接为组建真正代表工农弱势群体利益的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等组织创造了条件。
今年新型工会新型农会之类组织雏形的出现，有其必然的引擎发端。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党政官员为了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经济指标大幅度滑坡的局面，同时为了追求有利于个人和小团体升迁的表面政绩工程，将主要精力放在盲目招商引资和大兴土木工程上，放在重复布局建设交通要道沿线城市城镇的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上，而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困难群众最关注最现实最直接的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仅限于表面重视和虚与委蛇，进而引发更大规模更加尖锐的官民对抗事件。二是沿海相对发达地区前些年上马铺开的资源耗损型项目导致城乡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当地居民特别是项目所在地的农民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民众群体上访、越级上访一浪接一浪。三是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泉州、厦门等国际化都市先富巨富阶层对外来民工的歧视加剧，与底层困难职工的各种摩擦加剧，迫使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不得不组织起来。四是安徽等地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起哄分田单干的农户们大多数至今没有真正富裕起来，在资本下乡角逐谋利、农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农户们出于减少市场风险的现实需要不得不重新组建各类产供销协会等合作或半合作经济组织，经网络媒体披露后反响激烈。五是一部分有理想有抱负有行动条件的革命左翼人士有针对性地深入工农一线宣传发动，并团结带领失业后逐渐溶入弱势群体的大中专毕业生一道行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率先发起成立农民工协会、农民工互助会、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协会、下岗失业人员联合会等新型组织。

今年新型工会新型农会之类组织雏形的出现，有其争执的主题焦点。一方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金融经济危机形势下，只有下岗工人、失业职工、农民和农民工自觉自愿组织起来，成立互救互助合作性质的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组织，才能有效应对市场竞争和减少经济损失，才能有力维护最基本的生存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允许并认可工农弱势群体自觉自愿组建的新型工会、新型农会和其他新型组织，赋予其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必要的合法权利。

今年新型工会新型农会之类组织雏形的出现，可能发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是市场经济危机形势下真正代表底层民众意志的新型工会、新型农会和其他新型组织苗子一旦破土而出，在其影响传播可及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些新苗必将得到工农大众尤其是城乡弱势群体的百般呵护，必然产生不可抗拒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右翼反动势力必然百般干挠、破坏和扼杀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的组织雏形，他们会利用手中掌握的主流媒体疯狂加以口诛笔伐。三是有关当局在其所能控制的领域决不会允许更不会认可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组织雏形的出现，为此新型工会新型农会组织只能以半秘密半公开形式组建活动。http://bbs.chinaiiss.org/dispbbs.asp?boardid=39&Id=178864

http://bbs1.rednet.cn/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1.rednet.cn/thread-20207027-1-1.html
* 社会进步需要罢工，欧美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罢工的功劳。
　　罢工是平衡个别矛盾和局部矛盾的重要方法。
　　社会主义中国，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我认为这是指的整体，指的根本。作为个别或局部，同样会有“打工仔”利益受到浸害，无能为力的现实，这时就可以用罢工的手段警告资本，提醒社会。
　　请相信我，资本不同情眼泪，资本只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今天劳动者福利的改善，是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罢工，需要劳动者用罢工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基本要求，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内需，提高出口商品的价值，洗去个别“血汗工厂”恶名。
运动是永恒的，静止是暂时的，其意就是动态平衡。动态平衡是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为广泛的常态。
罢工是商品社会劳资双方保持动态平衡的重要手段。罢工不是要使一个企业破产，罢工是要改善劳动者的工作状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罢工的胜利应该是劳动者罢工基本目标实现后的一种新的劳资双方的动态平衡。
罢工的胜利多数是罢工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妥协，劳资双方都要学会如何妥协，都要学会理解。
罢工是有最低要求的，多数参加罢工的人心中都有最低要求，罢工的结果应有这样二个基本特征：
1、罢工的最低要求达到。
2、组织和参加罢工的人均没有因为罢工而受到伤害，或是伤害得到了足够的补偿。
妥协不是罢工的失败，达到以上二个基本条件的妥协就是罢工的胜利。
工人罢工是工人的基本权利，容许资本剥削就要容许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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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百姓的权利受到压制的时候，也许最终只有诉诸革命了。
为什么罢工的权利被禁止呢？看看《邓小平文选》，看看如下文章《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你就会明白，在中国，法律之所以得不到尊重，在于他只是被某个党某个政府看作工具，看作手段——用得着的时候拿来用用，用不着的时候，就弃之不顾了，或者干脆规定另外一条绝然相反的法“令”。
“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
因了“安定团结”(立意没错），而强奸法律，“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限制罢工，限制游行集会，限制言论自由（所谓非法刊物）——事实上，这恰恰是妨碍了安定团结，是缺少政治智慧的表现，否则，中国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局面。中国因了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大！
维护安定团结，有很多种，而邓小平选择了最不济的方式——堵（鲧治水的方式）；而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发展，真正需要的是疏导。
“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
好一个“绝不心慈手软”，因此，某个党某个政府制造了六四惨案，制造了法轮功惨案，制造一批批的政治犯。今天的西藏问题，恰恰也是在这种暴力崇拜的语境中限制宗教自由而人为制造出来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连抗议的权利也给剥夺了，要么打造一个奴隶社会——如今日之中国；要么——革命！
我希望我们的统治者（人民的对立面）某个党某个政府，能够学学大禹治水的智慧——疏而不堵！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http://www.yhcq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1&ID=15454&page=1
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

人性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作为中性词，在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本性，有人性本善论的观点，以儒家孟子为代表。三字经开篇即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有人性本恶论的观点，以儒家荀子为代表，有“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论断；另一种含义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类似于英文中的Humanity。通常所说的人性，以后一种涵义居多。

关于人性的问题，一直是学术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大部分人相信人性的存在，相信这是一种人类的特有标签。区别于“人格”。

人的一生，会因为人文环境，特别是比较强制的氛围，会跟随政治家们制造的思维方式思考，行动。很多人也随之起舞，做一些蠢事，也做一些好事。而有些人致死都不会觉得自己干料蠢事；即便知道自己干料蠢事，可是思维方式却早早定型，永远停留在某个时段，谓之思想愚蠢。如果一个人至善，至美，那一定生活在乌托邦之社会中。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一定会感受得到。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宠儿，还是不入流的小姐，挑夫，决然不会有完人，如果从不承认自己有错，觉得自己永远正确，给周围的人也是造成一种痛苦，那这种正确又有何意义。也许你自己觉得自己至善，旁人却能看到你人性的扭曲。按照迈斯特所有的传记作家和评论家那些栩栩如生的描叙，约瑟夫.德.迈斯特并不属于这个浪漫主义的世界，他痛恨浪漫主义精神。像夏尔.莫拉斯和T.s.艾略特一样，他赞同古典主义的三位一体，支持君主制和教会。他是纯粹的拉丁精神的化身，他赞同古典主义的三位一体，支持君主制和教会。他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一个学者和贵族，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教条和法令所要触犯的人---法国人、天主教绅士。对于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专家政治和平等民主，他一律反对；对世俗化怀有敌意，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教派的、非制度化的信仰。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拉到车的人物，他的信仰和思维方式均来自于教父的教导和耶稣会的律令。“一个残暴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暴躁的神权政治家，一个不会妥协的正统主义者，并且倡导教皇、国王和执行绞刑这构成的换谬的三位一体论，随时随地维护最苛刻、最狭隘、最顽固的教条，一个出自中世纪的黑暗人物，在他身上部分是博学的学者，部分是教会法庭审判者，部分是死刑执行人。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要求被动的顺从并且奉为国教。
麦斯特的作品被认为饶有兴趣但并不重要，是封建主义最后的绝望挣扎，以及黑暗时代对于进步的抵抗。他的学说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趋向在他自己的时代还没有接受的土壤，不得不等到一百年以后才得以自我实现
在迈斯特最富有创造力的时代，当时大众意识最关心的问题，亦即一个普遍问题的变体：人们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统治？一切理性主义这的解决方案因为法国大革命为声名扫地。在18世纪最后20年，这些设想曾经在最热情洋溢的言说中得到宣扬。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史经过长期酝酿和讨论之后，对西方世界自从基督教兴起以来整个的生活方式蓄意进行颠覆活动，就此而言，可以说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最独特的事件。而那些被革命毁灭的人而言，说它是一场无法理解的大灾难更适合一些，那是大众的堕落和愚顽的一次突然发作，是晴朗的天空卷过的神秘风暴，它横扫了旧世界的根基。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流亡到洛桑、科布伦或伦敦的顽固、愚昧的贵族们来说，这就是真正发生的事。而对那些中产阶级的思想家，以及无论何种阶级，所有激进的或自由的知识分子不断宣传鼓动的影响的那些人来说，至少一开始，他就被当成一场期待已久的拯救，是光明战胜古代黑暗的决定性的胜利，它将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人类最终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借助理性和科学的应用而获得解放，不在是自然的牺牲品——自然之残酷是因为她不被我们理解；也不再是人自身的牺牲品——只有当人在道德武器或智识方面有盲区或被扭曲的时候才能产生压迫和破坏。
然而革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以及19世纪之初，对于公正无私的历史观察以及欧洲新工业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看的更清楚——来说，以下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尽管人类的负累在，某种程度上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上，人间惨剧的总量却并没有显著的减少。随后出现的有关革命事件状况的分析，各执己见；其中，有的是为了真正理解这件事，有的人是渴望找到责任者，换句话是为了澄清自己。
自由主义者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革命的恐怖，以及暴民的统治及其领导人的狂热，他们超出来哦应有的限度，超出了理性的限度。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了分歧，而且对于社会经济因素（首先是财产关系的结构）缺乏足够的重视，结果导致当他们实际面对时软弱无力——这一点在那些革命缔造者身上暴露无遗。天才的改革者们，比如西斯蒙蒂和圣西门对于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冲突的起源、起源和结果，曾经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解释，与他们的理性主义前辈所采取的先验方法截然不同。具有虔诚信仰和形而上学思想倾向的德国浪漫主义者，把溃败归咎于理性主义者那种错误意识的摇摆不定，认为它对历史的理解有极深的谬误，他对人类以及社会本质的看法也是机械主义的。神秘主义者和光照派教徒则提出根源在于人们不能理解与超自然的精神力量的和谐相处，这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相处，这种精神力量远比物质因素或者头脑中持有的其他观念更为重要，正是它统治了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保守主义者其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柏克、赫尔德等等）则谈到了无限联合体和不可分析的网络的独特力量和价值，以及柏克所谓的千丝万娄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网络，一代又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其影响，他们所拥有的甚至他们自身，多半均拜其所赐。这些思想这赞美代代相传的神秘力量和传统的延续，他们将其比喻为浩荡洪流，以此与时流——如那些鲁莽的法国哲人所倡导的思想，一些不切实际的观念把他们的心智搞糊涂了——相抗衡，甚至可能自取灭亡；
像伯克一样，迈斯特也否认了人这种创造物的实在性的概念：1795年宪法，就像他的先例一样，是为了人而制定的，但是，这世上并没有人这种东西。在我有生之年，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感谢蒙田，他让我知道，好友可能有波斯人。然而，谈到人，我可以断言，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即使他存在，对我来说，也是未知的。
历史学家一般把迈斯特归于保守主义者之列。据说，他和博纳尔德代表了天主教保守势力的极端形式：他们是传统主义者、君主主义者蒙昧主义者，顽固坚持中世纪的学术传统，对大革命之后欧洲出现的一切新生的活跃的东西都怀有敌意，徒劳地企图恢复一种古代的，在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之前的中世纪神权——这种神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的想象。

按照迈斯特所有的传记作家和评论家那些栩栩如生的描叙，约瑟夫.德.迈斯特并不属于这个浪漫主义的世界，他痛恨浪漫主义精神。像夏尔.莫拉斯和T.s.艾略特一样，他赞同古典主义的三位一体，支持君主制和教会。他是纯粹的拉丁精神的化身，他赞同古典主义的三位一体，支持君主制和教会。他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一个学者和贵族，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教条和法令所要触犯的人---法国人、天主教绅士。对于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专家政治和平等民主，他一律反对；对世俗化怀有敌意，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教派的、非制度化的信仰。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拉到车的人物，他的信仰和思维方式均来自于教父的教导和耶稣会的律令。“一个残暴的专制主义者，一个暴躁的神权政治家，一个不会妥协的正统主义者，并且倡导教皇、国王和执行绞刑这构成的换谬的三位一体论，随时随地维护最苛刻、最狭隘、最顽固的教条，一个出自中世纪的黑暗人物，在他身上部分是博学的学者，部分是教会法庭审判者，部分是死刑执行人。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要求被动的顺从并且奉为国教。”
具有虔诚信仰和形而上学思想倾向的德国浪漫主义者，把溃败归咎于理性主义者那种错误意识的摇摆不定，认为它对历史的理解有极深的谬误，他对人类以及社会本质的看法也是机械主义的。神秘主义者和光照派教徒则提出根源在于人们不能理解与超自然的精神力量的和谐相处，这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相处，这种精神力量远比物质因素或者头脑中持有的其他观念更为重要，正是它统治了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保守主义者其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柏克、赫尔德等等）则谈到了无限联合体和不可分析的网络的独特力量和价值，以及柏克所谓的千丝万娄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的网络，一代又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其影响，他们所拥有的甚至他们自身，多半均拜其所赐。这些思想这赞美代代相传的神秘力量和传统的延续，他们将其比喻为浩荡洪流，以此与时流——如那些鲁莽的法国哲人所倡导的思想，一些不切实际的观念把他们的心智搞糊涂了——相抗衡，甚至可能自取灭亡；
像伯克一样，迈斯特也否认了人这种创造物的实在性的概念：1795年宪法，就像他的先例一样，是为了人而制定的，但是，这世上并没有人这种东西。在我有生之年，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感谢蒙田，他让我知道，好友可能有波斯人。然而，谈到人，我可以断言，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即使他存在，对我来说，也是未知的。
历史学家一般把迈斯特归于保守主义者之列。据说，他和博纳尔德代表了天主教保守势力的极端形式：他们是传统主义者、君主主义者蒙昧主义者，顽固坚持中世纪的学术传统，对大革命之后欧洲出现的一切新生的活跃的东西都怀有敌意，徒劳地企图恢复一种古代的，在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之前的中世纪神权——这种神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的想象。实话说,这不过是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哲学毫无理由的乐观罢了

某种意义上说,迈斯特远比理性主义传统更为深刻,他真正看到了隐藏在大众政治逻辑背后的极权主义阴影(只不过他认同并且歌颂这一阴影);20世纪共和极权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狂乱叫嚣有力的回应了他的深刻洞见----不受节制的人民将在革命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摧毁一切秩序,而在废墟之上,建立起的将是教皇+国王+侩子手的三位一体,秩序于是重新降临
很显然,我们不能认同迈斯特的三位一体,毕竟诅咒自己是没有意义的

但迈斯特的伟大洞见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自己,正因为如此,以赛亚.柏林才说:"自由需要有人支持也需要有人反对,正如质问上帝的梅菲斯特并非不曾得到回应."
1753年约瑟夫.德.麦斯特出生在尚贝里，是参议院主席十个孩子中的长子。他得到的头衔是萨伏依公爵领地的最高司法长官，该领地后来归属了撒丁王国。他们一家是从法国尼斯搬来的，他觉得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法兰西。在那些居住边疆甚或是国家之外的人身上，常常可以发现他们对自己血脉相连、情感所系的国家的这种崇敬之情；他们对其终生都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愫。终其一生，麦斯特都是他所在国家之君主的忠诚国民，然而它真正热爱的却唯有法兰西，（即格劳秀斯之后）并称其为天国之后最为公正的王国。
历史学家们一般把麦斯特归于保守主义者之列，据说，他和博纳尔德代表了天主教保守势力的极端形式：他们是传统主义者、君主主义者、蒙昧主义者，顽固坚持中世纪的学术传统，对大革命之后的欧洲出现的一切新生的活跃的东西都怀有敌意，徒劳地企图恢复一种古代的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前的中世纪神权政治——这种神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的想象。对于博纳尔德来说，这种描叙有几分真实，博纳尔德头脑简单、视野狭窄，并且在漫长的一生中变得越来越狭隘和紧张。作为一位官员和绅士——无论是在这两个词最好的还是最坏的意义上，都可以说——博纳尔德真正做到了在日常生活中尽力贯彻阿奎那留下的意识、道德和政治的规范。他的做法粗暴、机械、不知变通对他所处时代的认识上，持有顽固的、有时甚至是自得的偏见。他宣称，自然科学是一套荒谬之词，渴望个人自由也是原罪的一种形式，任何对绝对世俗权力的占有，无论是个人的独裁，还是民众的集体领导，都是对神圣权威的亵渎和排斥，而神圣权威的唯一代表只能是罗马教皇。竞争——自由主义者的万能灵药是对神圣戒律的抗命违反，与之类似的探讨正统神学的神圣领域之外的知识，只不过是腐败闲散的一代人为了满足焦躁的情感而没有规矩的猎奇。唯一适合人类的统治形式就是欧洲的庄园和行会的等级制，社会组织应得到传统和信仰的肯定，掌握最高的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是教皇以及那些作为教皇帐下忠实而又顺从的代理人的王公们。上面这些观点都是博纳尔德用冗长、阴郁、冷酷、单调的笔调写下来的。

迈斯特特别敬重博纳尔德，尽管从未谋面，但有书信来往。是法国人，博纳尔德是一个出身于古老家族的贵族，而迈斯特的父亲只是一个新近跻身贵族之列的律师；博纳尔德是斗士和朝臣，而迈斯特主要是法学家和外交家。光彩照人，极受贵族们的敬重。博纳尔德在政治上是一个中世纪问题专家，天主教会重建运动的顶梁柱，当时已是一个过时的人物——迟钝、缺乏想象力、学识丰富，但冷酷无情，拿破仑认识非常到位：尽管博纳尔德对他的统治怀有敌意，倒可以抵挡所有批评思想的屏障，实际上有利于他的统治的稳定，因此他不仅在学院里给博纳尔德一席之地，还邀请博纳尔德担任他儿子的导师。迈斯特则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思想家。他的视野同样冷漠，他的思想同样强硬而又冰冷，但他的观念——即有积极的一面，亦即世界在他的眼中是怎样的，并且希望他怎样变化；又有消极的一面，亦即他将摧毁其他的思想和感情派别——却更为大胆狂放、更加有趣、更具有原创性、更强有力，实际上，也比博纳尔德狭隘的正统主义之的任何幻想都更有威胁性。因为迈斯特能够理解，旧的世界正在死去——这从博纳尔德哪里看不出来，而且他认识到了正在确立之中的新秩序令人生畏的形貌——博纳尔德却永远认识不到这一点。迈斯特关于新秩序的看法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确是预言，这些判断在当时非常荒谬，但在今天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了。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也许对于他自己来说，他都好像是在冷静地凝视着古代的，封建的过往时代，但事后证明，他所看到的东西远比那种热血沸腾的未来憧憬更为明晰。他的有趣之处和他的重要性也就在于此。
19世纪初，迈斯特作为撒丁国的外交使节来到了彼得堡。迈斯特在他的俄罗斯回忆录里写道，在四五个世纪之中，教皇可以把一小撮胡搅蛮缠的律师赶出教会，而他们也可以跑到罗马，获取赦免。大教主们单方面可以将一些难以驯服的佃户约束在他们的土地上，而且能够做到秩序井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同样失去了稳定社会的两大支柱——宗教和奴隶制，好比遗失铁锚恶轮船，被暴风吹走，已经遇难失事。
政府是一种真正的宗教。它有自己的教条，有种种神秘之物。将其交付于个人的议论，是对它的毁灭之举。它之所以赋有生命，依靠的是国家，更确切地说，是凭借一种政治信仰，政府作为这一信仰的一种象征物，人的第一需要时应当把他日益生长的理性完全消失，消融与国家的理性之中，也就是说，将其有个体的存在转化为另一种存在方式，公共的存在。这就好比是河流入海，河流之水融进去料汪洋之中，但实际上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了本来的名称，或是个体的特征。
这种景象和教育和我们现在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教育是何其相似。所以才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核来自迈斯特主义,而和马克思主义基本没有关系

精英主义----苏联各族人民的慈祥父亲,全世界进步群众的伟大领袖
国家主义----一切为了苏维埃,一切服从苏维埃
极权主义----古拉格/古铁热德斯

至于神权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纪律和宗教律法有区别么?只不过马恩列斯在这里替换了上帝罢了
另外,倘若列宁的继承人是托洛茨基...我不敢想象,凌驾于斯大林之上的恐怖究竟是怎样的景象

社会主义...不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托洛茨基);历史将永远记住这狂暴的咆哮
迈斯特否认诸如自然和自然权利这类抽象的东西有任何意义，他让天赋王权这一声名狼藉的学说重获新生，而且特捍卫神秘与幽暗有时非理性作为政治生活之基础的重要性。他以其显著的鲜明和果决。抨击一切形式的清澈明晰与理性的组织。就气质而言，他跟他的敌人雅各宾派很相似；像雅各宾派一样，他也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信仰者，一个激烈的睚眦必报的人，一个彻底的极端主义者。鼓吹靠信仰和传统而得到拯救。
霍尔巴赫和卢梭是彻底的对头，但谈到自然却怀有敬畏之心。视其为和谐。善意、无拘无束。而在迈斯特那里，恰恰相反，结果发现自然史青面獠牙。在《圣彼得堡之夜》中，迈斯特告诉我们：在整个广大的动物界。盛行着公开的暴力。一种长期形成的暴戾之气支撑着所有的生命：一旦你从没有生烟的地方走进生命之城，马上就会发现，就在生命之城的边界上可写着将会因为暴力而致死的判决。在植物界你也有同样的感受：从参天大树到纤纤细草，有多少之物是死掉又有多少之物是被杀死的。然而。自从你踏进动物王国的那一刻，这一法则有了可怕之极的证据。在数不尽的动物种种之中，人的位置高高在上，没有什么活物能够逃出他破坏性的手腕。他杀戮以求食，杀戮以求衣，杀戮以打扮，杀戮以为攻击，杀戮以求自保了未了锻炼而杀戮，为了愉悦自己而杀戮，他未了杀戮而杀戮。他是洋洋得意的恐怖之王，想要拥有一切，谁也不能阻挡。。。。从羊羔身上撕去羊筋，让他的竖琴更加响亮。从大象的身上剥去橡皮给他们的孩子做成鞭子。
迈斯特的黑暗世界里充斥着这样一些概念：一方面是无知，任性、白痴；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就像是孩子、疯子、要领业主，其中的大多数需要一位监护人、一位导师、一个精神指导者来管理他的私人生活以及财产支配。既然这些人都已经是无可救药的腐败和衰弱了，他们做什么都是没有价值的。除非他们得到监护训练，保护去干他们被指定的任务。那么反过来，为了维护严格的等级——它是真正的自然秩序，教皇是首脑，由最高级别的成员到最卑鄙的成员，在人类的大金字塔上从上到下一次排序——他们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迈斯特认为，在每一条通向只是和救赎的真正道路的人口处，都有柏拉图的高达形象指示着方向——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他指望耶稣能扮演柏拉图的精英形象，将欧洲从他那个时代的奢靡浮华和毁灭性的错乱中拯救出来。不过重中之重的核心人物，整个社会的顶梁柱，是一个比国王、牧师或将军更为令人恐怖的形象——刽子手。
在《圣彼得堡之夜》里面，最有名的段落就是献给刽子手的：
他却选择了去折磨和杀戮自己的同类？像他这样的头脑，这种心肠还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吗？难带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没有什么异于我们的本质吗？在我看来，我对此毫不怀疑。表面看来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不过，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需要有一种特别的法令——来自创造力的法令——才能是其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自身天生就是一个法令。这可不仅仅是迈斯特关于罪与罚的带有虐待欲的冥想。他与迈斯特其他同样热情而有明确的思想一样，表达的是他发自内心的深信不疑的想法：唯有笼罩在权威的暴力恐怖之下，人们才能得到拯救。每时每刻都应该提醒他们，要记住自己活在诚惶诚恐的神秘感之中。要让他们意识代自己的愚蠢、怨毒以及事事无用，从而学会谦卑。刽子手使人们不得不尽可能去忍受为他们的导师，并同样冷酷无情的消灭敌人：那么敌人是谁呢：
那些迷惑人们耳目的家伙，或是企图颠覆既定秩序的人，就是敌人。他们是制造麻烦的人，是颠覆者。除了新教徒和詹森派信徒，他的名单里面还有包括自然神论者、共济会会员和犹太教徒、科学家和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自由主义者、功利论者反圣职论者、平等主义者、至善论者，唯物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律师、新闻记者、世俗改革派，以及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所有那些呼吁抽象原则的人，信仰个体理性或个体良知的人，个人自由的信奉者，理性的社会组织的信奉者，改革派和革命家——这些统统都是既定秩序的敌人，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铲除掉，这就是异议派，他们永远不会消停，总是闹过不休。
这样一个名单我们早就听过很多次了。它首次准确地整理出了革命逆流所认定的敌对者名单，这一反革命的潮流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达到了顶峰。迈斯特相信，新秩序是邪恶的，它释放了暴虐和狂热，现实在美洲、继而在欧洲引发了毁灭性的革命，他想要对抗这一新秩序。迈斯特认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坏家伙，不过最危险的还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与人打交道非常愚蠢，科学的眼光就是给一切权威挑错，它会导致无神论的毛病。他描写的刽子手准确无误的将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们被一个个送上断头台的场景描叙下来，令人毛骨悚然。只不过在他对未来的憧憬中转换成金字塔对低层的百姓的屠杀：无疑表露出他对法国大革命革命者的仇恨：刽子手几乎从不曾有人给他适当的居所，一旦别人把他扫地出门，他就再也不会出现。置身于这种荒凉之中，周遭空旷，相依为伴的唯有他的妻儿，是他们让他还晓得人类的声音，否则他能听到的只有呻吟和叹息。。。这时候一个阴暗的信号出现了。正义的奴仆敲响了他的大门，告诉他被选中了，于是他应声而去；来到开阔的广场，那里群氓遍地，人头攒动，令人望而生畏。有个犯有渎圣罪的家伙，一个制毒者，弑君者，被抛向他：他一把抓住，将其扭绑；捆在平放的十字架上，然后扬起手臂；随之是可怕的沉默；现场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骨头在压榨之下的碎裂；随之是可怕的沉默，以及受刑者的哀嚎。他将其松绑，放在车轮上；碎肢落进轮辐，脑袋被绞断，毛发竖起，口鼻洞开，口中时而并出几个污字，但求一死。他的心脏砰砰直跳，不过那是兴奋的跳动，他为自己庆贺，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没有谁比我更适合干这事了。”他拾级而下，伸出满是血污的双手，隔着恐怖退宿的人群，接住了正义从远处抛过来的几枚金币。他坐在餐桌上，吃起东西来。他还是一个人吗？。。然而一切的伟大、力量、服从都依赖于刽子手。
在德国文化中，被认为助长聊纳粹的产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权力的恭顺和专制制度；反智识、反理性的浪漫主义；一种混合了反智识、反理性的浪漫主义与被扭曲了的民粹主义和仇外排外主义的民间主义；相应拒斥国际主义的夸大了的民族主义；以及深根蒂固的对于犹太主义的仇视。

人的两重性告诉我们，人类无法完全摆脱动物性，动物遵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在财富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条件下，人的动物性都可能使人成为衣冠禽兽。
劳动可以创造越来越丰饶的财富，使人不需要争夺别人所有的财富，从而有希望摆脱丛林法则的制约。劳动需要人们互助合作，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日渐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因而社会各阶层和行业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产生了友爱。于是，这种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团结友爱，就逐渐成为与动物性完全不同的人性。
情义无价天下归仁，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无不赞美光辉美丽的人性。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当代还处在财富不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条件下，每一个人潜在的动物性都是潘多拉匣子里的魔鬼，在没有民众制约的权力、法制和道德的监控下，动物性的恶性膨胀都会像魔鬼一样危害善良的人们。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古人的话，说明人类的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人类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属性而存在。人类无法灭人欲，但是可以克己复礼，把人欲限制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范围，这就要法律和道德在民众制约下的监督发挥作用。
但是，人之所以是人还有与动物不同的社会属性，这就是在劳动互助中所产生的人性。人性使人摆脱了动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才有“礼智仁义信”的产生；俗话说“衣食足然后礼仪行”，更高层次的就出现了“助人为乐”和“舍己救人”的道德典范。

改革的出发点一开始就完全错误。改革既然是由集权官僚来改革劳工权益，而不是推进实现民主管理科学决策的改革，因而官商掠夺财富和劳工被剥夺成为必然，社会出现贫富严重分化和腐败普遍横行毫不奇怪。
维护劳工生存和发展权益，绝不会因为任何特殊国情而放弃，因而剥夺劳工维权是历史的反动！一句话，社会溃败做个比喻，就是癌症的皮下扩散。

http://www.yhcq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4&ID=16236&page=1

　　中国不适合民主，辛亥革命没必要发生。死了那么多的人，天下大乱，呼唤专制的黑友们就抬出了袁皇帝，宣传上成了主流声音。张大帅率领辫子军搞起了二次复辟，以武力扶起了太孙皇帝，天下万民纷纷接辫子，辫子行情猛涨。于是黑友们又成为主流声音，连鲁迅先生都赞不绝口，张大帅乃是张翼德之后，谁敢阻拦？可见人心所向，还是专制好，民主不适合中国。北洋政府理应实行专制的，只要杀他几千万，搞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什么的，不就把民主消灭在萌芽状态下了？北洋政府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可惜缺少一位伟人，也就是伟大领袖，坐失良机。主要是少了黑友们的政治灌输，思想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蒋独裁实行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也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其实大可不必打倒，只要全国人民改变革命观念，忠于蒋主席、蒋导师、蒋领袖、蒋统帅、蒋舵手，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蒋二世、蒋三世……，乃至万万世，多么幸福。
　　又死了几千万人，毛专政登上了历史舞台。于是民主不适合中国，成为伟光正，成为真理，成为毛思想，成为主流声音，成为思想教育，成为哲学理论……。经过一百年，原地转了一圈，其实辛亥革命完全没必要发生，亿万人民死都白死，倒底为了啥？当年的大清国可是天下贸易中心，国门一开，外资不请自来，赶都赶不走。广州洋人商栈一开，解决了百万人的就业难题，林则徐不禁烟，哪里会发生长毛之乱？杨秀清等流民正在自南向北贩运大烟土呢。长毛之乱事实上是土家人强行征地、强行拆迁，驱逐客家人所引起的。洪天王也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搞出了民主集中制，实行一员化领导。可见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中国不适合民主。
　　毛专政可是厚黑之冠，心狠手辣。先专政他几千万，再不断的清洗文武大臣，贱者贵之，竖立毛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专政的厚黑立竿见影，谁敢不服？于是中国不适合民主成为全民共识，毛式民主就是大民主，忠于毛主席一个人，下面互相争斗的越凶越好，都在比赛谁更忠于毛主席。毛主席在万岁声中死了，政治遗产被全盘继承，没有太大的改动。中国不适合民主，这是主流声音，一字千金。只要主张专制的，都被厚养了起来，成为专家教授，学者名流。就连草野人士，也可以鼓吹专制而名声鹊起，成为黑友的主帅，成为毛专政的忠臣。
　　于是各类人民代表晃悠了一甲子，六十年来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年年在上演同样的戏。所有代表都是自上而下层层指定的，人民无权选举人民代表，指定的代表却绝对代表人民。于是猛劲的为自己涨工资，增加福利，拒绝胡温的财产申报反腐倡廉提案。每年这样的两会从上到下都在召开，耗费民脂民膏无数，却啥事也不解决。连喊冤告状都被禁止，可见代表们的不作为达到何等地步，还个个笑容满面，大言不惭。代表大会上有民主么？只有一样民主；拒绝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提案。
　　中国不适合民主，辛亥革命没必要发生。辫子戏越来越指明这一点，只要换个好皇帝，就是世界上最佳体制，例如毛太孙。黑友们对北朝鲜的金二世、金三世家族世袭赞不绝口，理应如此，红色江山万代传。于是各地纷纷培养权力子孙为权力世袭者，大小权力一律世袭，包括垄断性行业的工作权与高待遇权。上千万农家子弟大学毕业之后，还得拼爹，这可是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社会，等级制无处不在。这是毛主席的光辉，毛二世之死，改变了一切，否则中国绝不会对外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出了资改派……。
　　辛亥革命百年应该反思，而不应该纪念。其实只要把皇帝的称呼换成主席，宰相换成总理，六部大臣换成领导干部等称呼，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当然了，皇帝必须姓毛，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将龙兴之地改为革命圣地，大清王朝改为红色江山，科举制改为世袭制，子民由三百人供养一位官吏，变成三十人供养一位官吏，就是世界上最佳的社会体制了。